文/吴美福
仲雍这人物角色的充实和鲜活，在东汉时更上了一层楼。这一时期记录其生平的文献多了起来，在描述上主要是对前代文献进行增补，相关史事更为具体。
东汉前期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对仲雍和泰伯有一段简单的描述：“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值得注意的是，班固记载仲雍兄弟俩人奔荆蛮时用了一个事实，是为了采摘药材，这在西汉及以前的记载中是从没有的。班固的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增加的内容，是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说得更为合情合理。
东汉初年，赵晔编了一本专门记载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争霸历史的《吴越春秋》。此书约编于公元80年之后，汉章帝朝的后期，多少受到《汉书》等书的影响。在这本书中，关于吴国的起源追溯到第一任国王泰伯和第二任国王仲雍。书中的记载，不仅与《史记》能互为印证，且描写更为详尽：“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太子发立……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简子叔达，达子周章。”
《吴越春秋》，东汉赵晔撰，是一部记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史事为主的史学著作。《吴越春秋》着录于《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皆云赵晔撰，十二卷。然而今本只有十卷。
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原十二卷，隋以后缺佚二卷，《宋史·艺文志》记为十卷。《吴越春秋》是主要记述春秋末期，吴越二国(包括一部分楚国)之事的杂史。前五篇为吴事，起于吴太伯，迄于夫差;后五篇为越事，记越国自无余以至勾践，注重吴越争霸的史实。
该书钞撮古史，编年记事，以补《国语》、《左传》、《史记》不足之处，如吴兵破楚人郢之役、孙武为吴军之将等记载较详。但其史料价值却不如《越绝书》，一些传闻异说不能存其原貌，甚至以后人想象之词加于春秋末年吴、越之事。如记伍子胥的言论，有“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这种春秋时不可能有的语言;又有越军伐吴，伍子胥显相以阻越兵，后又托梦给范蠡和文种，示以进军之路之类谬说。因此，有学者认为此书不类汉朝之文，近于小说家言。其内容确有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人物的刻划，故事情节的描写，像后世的演义体，因而对后世的文学有一定影响。唐代俗讲中的《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中的《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清以后的许多剧目，都是以此书为依据改编的。
尽管如此，后人还是肯定其史料价值。清人朱彝尊在指出《越绝书》的缺点外，也认为：“若胥之忠，蠡之智，种之谋，包胥之论策，孙武之论兵，越女之论剑，陈音之论弩，勾践臣吴之别辞，伐吴之戒语，五大夫(计倪、扶同、向垣、苦城、曳庸)之自效，世亦何可少哉?”(《经义考·拟经》)
这段描写远比《史记》和《汉书》要细致，其中增加的内容有这样几处：一是仲雍兄弟俩理解了父意“望风知指”后有一句对话，“历者，适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二是古公生病后兄弟俩认为他的生命的日子不多了，于是找了个借口，以替父采药为名到了衡山，然后再到荆蛮之地。三是与《竹书纪年》的记述相差不多地说兄弟俩在父亲死后回家办了丧事，不过两人回到南方后就建立了吴国，自号勾吴。有人问他“凭什么称为勾吴呢”，泰伯说：“我排行老大应该继承君位，却没有儿子能继承我的位子，看来应该受封的是吴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比较合适的比喻。”讲清了“勾吴”这一概念的真实来源。四是泰伯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与他们建立的勾吴发展较快有关。同时期北方周与商战争不断，而南方的吴国却建立起了庞大的城市，依托城墙，农业生产得到保障。显然，这里突出了仲雍和泰伯俩人不但人品风格较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发展了农业，建立了城市，为南方的开拓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现有资料而言，这是关于仲雍最为系统最为详细的记载。
同时期还有一些文献谈到了泰伯和仲雍让位的事迹。如同样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在卷3《初禀篇》中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争王位。卷14《谴告篇》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在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特别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源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卷23《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 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其他的文献未见描述，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外如王符《潜夫论》卷9云：“太伯君吴，端垂衣裳，以治周礼。仲雍嗣立，断发文身，倮以为饰。”他将《左传》的“端委以治周礼”，解释成“端垂衣裳，以治周礼”，虽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似乎更符合东汉人的看法。
大体而言，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的描写已达到一个高度，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两位圣人加以美化，细节描写增多，人物的心理活动不断丰富，个性越来越生动，对话变得详细。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使仲雍的事迹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
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文献中仲雍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到仲雍这个人在历史上肯定是有过很大的贡献。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汉时期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依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仲雍事迹还是可以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发现，仲雍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由于仲雍与泰伯让国奔吴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礼让、孝恕的道德标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称颂，因而关于他的形象就在不断堆积。大体而言，汉代以后文献记载中的仲雍，是对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行推崇，对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发扬光大。
2023.6.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