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雍后裔东渡九州的故事八

再来看几个细节。
倭国的士兵使用矛和弓以及楯，铁镞的制作和使用已经很普遍，虽然无法得知矛是铜还是铁，但从铁镞的普遍使用推测，铁矛应该可以制作。
中国春秋时代，贵族都用马车作战，双方往往排列成了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战车最早在夏王启指挥的甘之战中使用。以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车成为战争的主力和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到春秋时出现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到了汉代，随着骑兵的兴起，战车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
矛就应这种车战而生，古代多用于直刺、扎挑格斗的冷兵器，由矛头和矛柄组成。矛头多以金属制作，矛柄多采用木、竹和藤等材料制作，也有用金属材料的矛长通常为1.8~2.7米，有的达4米多。矛头一般长40厘米，有的达80多厘米早期的矛头为石头或兽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矛头。
吴王夫差矛是中国春秋末期吴王夫差使用的一把青铜矛。于1983年11月在湖北省江陵县的楚墓出土，仅存矛头，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矛头为青铜铸造，长29.5厘米，宽 5.5厘米。矛身有黑色花纹，材料为铜和锡，正面有“吴王夫差自乍(作)用”铭文，矛刃锋利，其铸造工艺之精细为同类兵器所少见。
弥生时代的前期已经普遍使用矛和铁器不得不令人惊讶，因为从时间上对比几乎和中国的春秋战国同步。从后来日本本土的铁镞的出土遗迹碳14测定情况来看，也证明北部九州几乎在中国春秋之后同步出现了铁镞。

为了统治属国，女王置一大卒，监督检察诸城邦国家。为什么叫“大卒”，“大卒”是什么机构呢?《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调查周朝兵制，方知大卒乃是天子六军之一。中国用兵始于黄帝，兵制大备于周朝。周设大司马以掌天下之兵，四方有警则征用诸侯军队。周王(天子)有六军，大国(上公)有三军，次国(侯伯)有二军，小国(子男)有一军。周军建制，分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等。每军12500人，由1名军将(卿)统领;每师2500人，由1名师帅(中大夫)统领;每旅500人，由1名帅(下大夫)统领;每卒100人，由1名卒长(上士)统领;每两25人，由1名司马带领;每伍5人，由1名伍长带领。军队的核心由王家与贵族子弟(“王族”与“多子族”)所组成，基干力量是征发平民组成的甲士。
“一大卒”是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卒是王师，听命于王。结合周朝的兵制大卒应该超过100人。从称呼可见，姬氏的卑弥呼女王应该是吸取并且部分原用朗兵制，将直属于她的军队直接派驻用来震摄和监督附属城邦国家。
中国古代，对于属国的监察体制滥于或王克股。周武王克殷之后，殷贵族在原来京畿的势力还是很强大，为了安抚笼络，从京微分割出一部分地区作为王子禄父(武庚)的封国，同时设置“三监”加以监督控制。武王时商纣王之子武庚于商都，并将商的王畿分为卫、鄌、邶3个封区，分别由武王弟管叔(东卫管叔鲜)、蔡叔(南蔡叔度统，以视武庚，称为三监。姬氏卓弥呼女王继承周制、统治和监督附属城邦，亦属白然。
倭国民间大小事宜，灼骨占卦，以问凶吉。卑弥呼事鬼道，能感众，可见当时的朝廷到民间龟卜和巫术流行。
龟占和筮卜都是从商代开始，到战国时代还很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这种依托鬼神的数术分六类，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当时掌握这些知识和能够根据龟占和筮卜现象予以判断读解的，多由史官兼任。《周礼·春官》记载太师之职，“太师，抱天时与太师同车”。《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大出师则太史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可见龟占和筮卜需要学习和掌握极其高层次的学养，还得接受宫廷的专门培养。能够掌握并且服务于统治阶级，绝非一般人可以。
如果我们把倭人日常生活和春秋时吴越之地生活做详细对比研究，就会发现很多地方明显有春秋之际吴越之地人们的生活习惯。
《倭人传》描述中国史书对于吴越之地生活描述：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后汉书·南蛮西南灾列传》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
衣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史记·吴世家》，文身断发，示不可用
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史记·吴世家》，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稍羹鱼，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博物志》，东南之人食水产，鱼、鳖、螺、蚌以为珍食种禾稻食海物自活味，不觉其腥臊也
住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滨山海居《博物志》，南越巢居，北洲穴居，避寒暑也行乘船南北市籴，循海岸水行《淮南子·原道训》，九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
绿表。
中国史书对于吴越之地生活错(倭人传》描述
项目能大人所数，但搏于以当随月《周礼·春宫·太祝》之胃自称大夫《礼记》天子有三七
《礼记·山礼》遭先生于道，进，正供手下户与大人相建道路，遗演人章《周礼》，手者，先以两手地，手，为空首也《礼记·曲礼》父无先
传辞说事，成薄成脆，两乎期地，之恭敬，对应声曰意，比如然诺
《礼记·王制》大夫，士，人，三口，岭无停长十余日面葬《孟子·离娄下》，虽有恶人斋，可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上帝已带，举家语水中澡浴，以如练沐《东周列国志》，食品数百，外加笾豆六器食饮用透豆，手食《周礼·春官·冢人》，家，封土为丘垄，家而之陵其死，有植无都，封土作家冢，秦晋之间谓之坟
当时倭人使用笾豆作为盛饭菜的器皿，用手直接抓取食物。笾和豆，古代商周祭祀及宴会时常用的两种礼器。竹制为笾，木制为豆。《礼记·礼器》:“三牲鱼胜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孔颖达疏:“盛其饌者，即三在鱼腊篷豆是也。”《后汉书·东夷列传·》:“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篷豆。”《旧唐书·后妃传上·中宗韦庶人》:“帝纳其言，以后为亚藏，仍以宰相女为齐娘，以执籩豆。”《礼记》里规定:“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倭国人普遍使用笾豆，可见这一周朝的饮食器皿已经渗透至倭人生活。
《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者用，其无菜者不用。”说明吃菜羹需要用筷子夹取汤中菜来吃，没有菜的羹就不用筷子而是只用汤匙。倭人用手食，这一点晚于中国。
虽然当时的倭人种禾稻，部分地方虽田犹不足食，所以食海物以自活。倭地产姜、椒、橘、蓑荷，但不知怎么用这些东西调味。
中国的战国时期，烹饪调味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和发展。《吕氏春秋》有《本味篇》，记载伊尹以调味进说于汤的故事，这是小说性质，《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注录有《伊尹说》二十七篇，《本味篇》即是采自《伊尹说》的，所有伊尹所说调技艺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情况。伊尹说:“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者臊，草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认为所吃的肉类有三种，水居动物的肉有腥味，肉的动物肉有臊味，吃草的动物的肉有膻味，他们虽然都有恶劣的气味，却能烹任出美味来。伊尹解释调味技术说:“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伊尹还特别提到了七种著名调味品:“和之者，阳朴之)之桂)越骆之菌一类植物如蘑菇、香菇之，宰揭之露，其色如王，长泽之卵。”“卵”可能是鱼卵制成的调味品。“其色如玉”的露也是一种调味品。《本味篇》许多美味的鱼、肉、菜和水果。也有当时著名的土产，如洞庭之鳙、云梦之芹、具区(今太湖)之菁(芜菁)、江浦之橘、云梦之柚等。根据四时变迁，调味也须因时而变。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调味九沸九变，火为之纪(关键)。时疾时徐，灭腥去骚，除膻，必以基(火)胜(承担)。此种种，足见当时饪技术已经非常高明。
结合倭人不知调味之术，从侧面也可佐证姬氏一族是在战国之前离开吴越之地。另外一个令人惊讶的就是种蚕养桑。说起养蚕，据中国现存最早一部传统农家
历书的《夏小正》记载，早在殷周时期中国民间蚕桑生产就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直至唐宋时期，为了垄断丝绸业，蚕种和蚕的养殖方法一直属于尖端技术，禁止外传。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珍贵的蛮种，使尽手段。从新疆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种东传》木版上就描一位“传丝公主”将蚕种藏到头发中带到西域的故事。
黎据《大唐西城记》记载，汉代于闻国没有蚕桑，为得蚕桑之利，于阗国王派造使节到汉朝请求赐给蚕种和桑种。汉王朝不仅不给，还下令严禁蚕桑出关。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珍贵的蚕种，使尽手段。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早在殷商时期，中国的蚕桑可能已经传播到朝鲜半岛。官方记载，蚕桑东渡传播至日本应该是公元195年左右。仲哀天皇四年(公元195年)，据日本平安时代编纂的历史古书《日本三代实录》记载，秦始皇第11代传人“功满王”(亦称功德王)，作为小国“弓月国”的国王访问日本下关，在“丰浦宫”向天皇献上了珍贵礼物–蚕种，以换取自己的民众可以移居日本。这是史料记载的蚕种第一次进入伊都国、奴国、狗奴国地图。
日本。由此，“丰浦宫”便成为日本蚕种传入之地，而下关也成为日本养蚕发源地。
吴越之地是古代蚕桑技术发达之地，在蚕桑正式传入日本之前，姬氏一族或其他渡来人已经将蚕种带到北部九州，并在北部九州普遍传播开来。
综合上述考察，姬氏一族极有可能将当时大量的尖端科技，如桑蚕、冶铁等带入倭国。在建立了对倭国联合城邦的绝对控制权之后卑弥呼作为姬氏之后，传承周朝礼制，效法“三监”，使用龟占和筮卜，树立绝对的威严，自然是一种对周朝传统的一种无形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