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雍后裔东渡九州的故事九

在倭人的心目中，从公元1世纪到3世纪，朝鲜半岛本来是中国的势力到了公元4世纪，随着乐浪郡和带方都的陷落，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丧失。因以中国落臣自居的倭王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与新罗、百济乃至高句丽争夺半岛上的治权。倭王们相信、向朝鲜半岛出兵，是无损于中国的利益的。这一点，在给宋限帝的上表文中说得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急迫之情跃然纸上。
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舫而句丽无道，欲图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雠，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
在中国的吉林省集安县的洞沟，竖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称为《好太王碑》这是公元414年高句丽的长寿王为了表彰先王好太王的功绩而建立于他的陵墓之前的。好太王名谈德，碑文中称“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因其年号为“永乐”，又称“永乐太王”。碑文述及倭、百济、新罗之处颇多。其中，“百济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而倭以辛卯年来渡海，破百济和新罗，以为臣民”的记载至关重要。公元391年正是辛卯年，结合碑文内容来看，倭国于公元391年渡过对马海峡，入侵百济和新罗，似乎言之凿凿。
1963 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赴吉林集安县洞沟考察和调查《好太王碑》，考察和调查的结论是，此碑历年既久，石质风化严重导致碑文有损蚀，但是未有篡改的迹象。多年以来经过反复推敲和论证，《好太王碑》的碑文确是记述者。
公元4世纪末倭国军队渡海侵入朝鲜半岛的南部。将《好太王碑》和中国史书《宋书·国传》以及《晋书·安帝纪》做对比研究，基本也认定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倭国入侵朝鲜半岛南部的史实是无法否认的。《日本书纪》在雄略天皇的年代第一次提到了“任那日本府”这个名字，根据上下文，日本府应该是当时倭国在朝鲜半岛南部设立的政府派出机构。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在任那问题上曾经出现过极大的分歧，其中日本学者曾经认为任那和伽罗是两个不同的地区，任那是由当时的日本人统治，而韩国学者则认为任那根本不存在，完全是日本史书的杜撰。
近年的考古发现却证明古代日本人确实有在朝鲜半岛南部活跃的痕迹，实际上任那和伽罗很可能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其中倭国直接控制或者臣服于倭国的区域就是任那，而伽罗既是朝鲜半岛南部不属于百济和新罗的一带的统称，也是其中一些

小政权的名称，《日本书纪》记载雄略天皇时派遣纪小弓宿祢、苏我韩子宿祢、大伴谈逛。随火宿称攻打新罗。但是大伴谈连战死，纪小弓也病死了，纪小弓的儿子大能抢夺了小鹿火的兵权，后者挑拨纪大磐与苏我韩子的关系，苏我韩子要用弓渐躺死
纪大餐，不料反而被对方射死，于是这次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的军事行动按照《日本书纪》的纪年记载应该发生在公元465年，而三国史记》中记载了公元 462 年人攻陷新罗的活开城，次年被慈悲麻立干击资两者之间有2~3年的误差。在这次出师失利以后，雄略天皇就没有再往朝鲜半岛无兵了。
公元 475年，高句丽长寿王攻陷百济都城汉城，近盖卤王被杀。当时近盖卤之子文周王被派往新罗请求援兵，回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只得迁都南方的熊津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熊津正是雄略天皇赐予文周王的，以此来保证濒临广国的百济得以延续。熊津用万叶假名标注为“久麻那利”，而百济语则称“回麻羅”，且不论雄略天皇赐地一事是否属实，至少从地名看来似乎确实跟倭人文化存在某种关系。
如前面所说，在自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至宋顺帝异明二年(公元478年)的60余年时间里，倭武王先后向东晋和南朝的宋遣使达10次之多。好公元4世纪以来的中国北方长期处于动乱状态，公元5世纪的倭国只向江南的建康进贡，而不向北魏遣使，从而使倭国与中原的交往断绝。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北魏从平城南迁洛阳，在东汉、魏晋洛阳的旧址上重新建都。自此年至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以洛阳为都城凡40年。在这40年间，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广大北方出现了相当安定的局面却始终没有招致倭国的遣使入贡。
公元6世纪前期，倭国与高句丽为敌，还与渐趋强盛的新罗发生激烈的冲突。从而不得不加深与百济的友好关系。从公元5世纪后期以来，百济与高句丽的抗争愈演愈烈，与支持高句丽的北魏也曾经发生战争而处于敌对状态。这也许是倭国不和北魏建立交往的原因之一。
公元6世纪中叶以来倭国在朝鲜半岛因为新罗的崛起而丧失势力，忙碌于整理国政和改革的倭王朝无暇北上扩张，也没有精力向中国的北方朝廷朝贡。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前期推古天皇在位，执政的圣德太子于隋炀帝的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向早已统一中国的隋王朝遣使，使者小野妹子所呈回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决意实行不执臣礼的所谓“对等外交”。隋炀帝读了国书后大为不悦，斥责其“无礼”。
公元6纪后北部为根丽领有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城国力强大。高旬丽与中国的隋王朝境界接壤，争端不断。开皇十八年(公元 598年文帝征高句丽、况不利，无功而返。大业七年至十年(公元611~614年)国力一次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按照“远交近攻”的策略，联络百济和新罗，对于无礼的倭国亦采取姑息宽容以求其好。在隋军和高句丽冲突之时，百济按兵不动，结果隋炀帝的远征大败而归，隋王朝不久亦覆灭。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亲自率领大军征伐高句丽，因高句丽防守严密，抵抗有力，唐朝大军无法取胜。在此期间，百济义慈王加强与高句丽合作，趁机夺取东邻新罗的许多地方，一反常态，与中国唐朝为敌，不留任何余地。于是，唐朝方面决定先灭百济孤立高句丽再全歼高句丽的战略方针。考虑到倭国和百济的友好关系，唐朝于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二月暂时扣押正在东都洛阳访问的倭国使者津守吉祥等一行。此事在《日本书纪》齐明天皇五年己未条有详细记载。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三月，苏定方受朝廷派遣，率大军进入百济熊津江地区，新罗武烈王也统军前来配合作战。同年8月，百济都城泗批陷落，义慈王被俘虏。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八月，倭国为了支持义慈王之子丰璋的复国之战，特派海军舰队支援，却在白村江口受到唐朝海军的猛烈袭击，大败而退。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九月，唐高宗趁着高句丽内乱，发大军征讨，新罗文武王也出兵和唐军组成联合战线，乾封三年(公元 668 年)攻陷高句丽首都平壤，宝藏王遭到拘捕。继百济之后，高句丽终告灭亡。
此后不久，高句丽遗民奋起抗战，新罗也由于本国利益和唐军发生冲突。新罗对唐朝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文武王十六年(公元676年)，最终，唐朝的军队从朝鲜半岛撤出。被称为“统一新罗”的强大王朝以全新的姿态登上东亚的历史舞台，势力范围覆盖今天的朝鲜半岛全境。
白村江口会战，日本大败。此后日本数百年间一直不断派遣使臣向唐朝学习，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直至1592 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1000 年间，日本未敢对中国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