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雍后裔东渡九州的故事十一

阮元解释说;
上古未有衣冠，惟用物遮膝前后，有衣冠之制，不肯废古制。任留此以为拔，与冕并重，此即明堂辟雍之例也。上古未有宫室，圣人制为栋宇以蔽风雨……其制如今之蒙古包菜房，而又周以外水，如今村居必有沟绕水也。古人无多宫室，故祭天、祭祖、军礼、学礼、布月令、行政、朝诸侯、望星象、皆在乎是。故明堂、太庙、大学、灵台、灵沼皆同一地。就事殊名。三代后制度大备，王居在成内……而建明壹于郊外，以存古制，如衣冠之有拔也。(见《问字堂集·赠言》
阮氏认为辟雍起源于上古刚有宫室之时，其制如今之蒙古包，四周有沟绕水，后来制度大备，还沿袭古风，在郊外建有这种式样的明堂和辟雍。犹如在野蛮时代还没有衣服之时，人们用一块皮束在下身遮盖，后来衣冠大备，也还沿袭古风，在衣裳之外束有这一块皮叫作钹。这个说法，能够用发展的观点来分析，是对的，皮锡瑞曾大加称赞，认为这是“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经学通论》卷三《论明堂、雍、封禅当从阮元之言为定论》。
从陕西西安东郊的半坡村文化遗址来看，我国氏族制末期，当时氏族聚落的周围确是掘有一道大的水沟，以防止外来的侵袭。西周贵族学校制度既然是由氏族制末期的原始教育制度发展而来，其建筑很自然的保存有原始的规模和式样。
最初的学校和氏族制末期的居住遗址差不多，四周掘有水沟，所谓“水旋丘如璧”，仅有一面有桥可与外界相通。后来防御外来侵袭作用消失，只是保存其古老的形式，就筑成三面环水，一面无水而与外界相通。再后来，水沟开得更加形式化，只在一面掘有弧形的水沟，象征三面环水，此后历代的封建王朝建立的学校和孔庙，就是沿袭这种形式。辟雍的建筑，“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士阶三等”“外户不闭”等很明显都是沿袭原始的建筑样式。
基于以上种种分析，我们认为吉野里遗址的主祭坛符合辟雍的形制，可以认为主祭坛是当时吉野里聚落统治阶级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
那么，中国古代春秋时候是如何测定夏至和冬至的呢?
《周礼》中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的记载。孟子曾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在春秋中期，由于采用立圭表测日影的方法，能够精确测定夏至和冬至，历法开始精确，以含有冬至之月为正月，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为一年，并开始采用十九年插入七个闰月的办法。春秋战国之际，各个国家用三种不同的历法，有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的，“周正”;有以冬至以后一月为正月的，叫作“殷正”;也有以冬至后两月为正月
的，叫作“夏正”。春秋时，除了晋国，其他所有的国家都用周历。
测量日影的圭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天文仪器，主要用于测量正午日影长度，确定冬至和夏至，进而确定回归年长度和历法的起算点。圭表是由圭和表两部分构成表是一根垂直竖立在地上的杆子，是平放在地上的起标尺作用的部件，放在表的正北方，从上的刻度读出表影的长度。表也可不与圭结合而单独使用测量方位而与圭组合起来的圭表则用来测量正午日影。由于不同季节太阳在正午时分的高度角不同，表投在圭上的影长也随之不同。在北回归线以北到北极圈以南的地区，正午时分太阳永远在正南方向，冬至日太阳高度角最低，表影最长，夏至日相反。

春秋战国期间，已经发现磁石，《吕氏春秋·季秋纪·精通》就曾说:“慈石召铁，或引之也。”《论衡》中有“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杓可通勺，故王振铎先生认为司南是磁勺子，这是司南磁勺子的最重要证据。但杓有第二读音，念biao(同标)，指北斗柄三星，又称为玉衡。《甘石星经》有“杓三星为玉衡”。柢通底，指北斗底的璇玑二星，所以刘秉正先生认为《论衡》中的司南应解释为北斗，当北天的北斗的勺柄指向地面(北方)时，勺底的二星指向南方。
综上所述，姬氏卑弥呼一族作为继承周室血脉的王族，自然受过系统的贵族教育，上过大学，知道如何测量日出和日落，掌握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再将这些系统的学习所得运用于国家治理之中，并非难事。
在日本全境，目前瓮棺只在九州被发现，特别是北部九州的福冈和佐贺县，集中程度之高，发掘数量之多，令人称奇。
爆尾情一郎1988年调查报告《九州的党棺)
弥生时代北部九州出现的大规模的爸棺葬，很多日本学者认为这种墓葬形制应该是从中国传到九州的。那么中国的瓮棺葬历史又是怎样的呢?
瓮棺葬，是指用陶容器作为葬具、埋葬在地下的一种埋葬形式。瓮棺葬的起源甚早，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分布和流行。在我国，瓮棺葬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出现，广泛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并且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以后，某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还延续这种墓制。

E49吉野里遗址出土的瓮棺
瓮棺为史前时代最早采用的葬具形式，我国古代称瓮棺为“瓦棺”《礼记·檀弓》就有“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疡”的记载。其他如《盐铁论》《古史考》《后汉书》《太平广记》等文献中也有记述。目前，有关史前瓮棺葬的考古发现已经涉及我国十九个省区，且以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较为常见。
瓮棺葬大体有四类不同的埋葬方式，其葬具的组合是:陶罐与陶缸、大陶盆与大陶瓮、两个陶瓮、单陶瓮棺。在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葬具多用爸钵相扣，庙底沟文化多用尖底瓶作葬具。根据实物观察，用作“瓮棺”的葬具，其绝大多数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有的器物在出土时，其表面还留有一层黑灰或草泥土痕迹。
瓮棺的放置大致可分为竖立、斜置和横放三种情况，一个遗址中多兼有两种以上放置法。一般来说，合口式或多器相扣者多平放，合盖式多竖立。西安半坡遗址所出瓮棺葬多向西倾，与该遗址成人土坑葬头多向西的埋葬习俗相吻合。瓮棺葬的墓圹可分为长方形、椭圆形、圆形三种。其底部和周继多不甚整齐，形制也不很规则，有的范围不甚清楚，甚至没有明显的葛圹;长一般不超过1米，宽 0.5 米左右，深度亦多不大，大部分为挖一与瓮棺器形相仿而略大的穴，置棺埋葬了事。瓮棺葬只有少数葛有随葬品，约占统计总数的9%。单位瓮葬的随葬品数量来看，大多比较贫乏，只有一件至数件陶器或装饰品等，多置于瓮棺内，少数放在棺旁的填土中。
依尸骨相对于瓮棺的放置方法不同，瓮棺葬可分为两种;一是将尸骨全部装进瓮棺中，考古学界称之为“装入葬”，这种葬法占管棺葬的大部分;二是只用器物套头、盖头，或盖、套住上半身，而其他部分暴露在外，称“非装入葬”。这种菲法并不流行，仅有几例发现于山东曲阜西夏侯、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吴县草鞋山等墓葬中。瓮棺葬绝大多数用来埋葬婴儿或儿童，只有极少数用来埋葬少年或成人。从考古资料来看，在“装入葬”中，幼儿一般全躯放人，大多仰身直肢，也有仰身屈肢者;成年人或少年一般则实行二次葬，只装殓主要骨骼。“非装入葬”，则无论幼童或成人，一律为仰身直肢或仰身下肢微屈的一次葬。
关于瓮棺的葬地，一般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瓮棺葬埋葬在居住地附近。有的是埋葬在住居附近，有的是埋葬在城墙内外。
第二种:瓮棺葬同其他类型的墓葬混杂在一起。只不过使用了不同的葬具，如图4-10 渭水流域的瓮馆葬

咸阳塔儿坡墓地，9座瓮棺葬与其他类型的390座墓葬交错分布，并且其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品及其放置、墓向等均基本一致。
第三种:以瓮棺葬为主的丛葬墓地。如滦县韩新庄5925平方米的范围内消理的战国和汉代瓮棺葬261座，一般由几座或十几座构成一组，为丛葬墓地。
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中，瓮棺葬是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其分布几乎遍及仰韶文化分布区，而以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为最盛，出土数量最多，使用广泛。在考古学文化类型上，存在过这种葬俗的共有近二十种文化类型:黄河上游地区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中游地区有李家村文化、仰韶文化、河南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下游地区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此外，在东北松嫩平原、西南横断山区和地处东南的台湾岛也有零星发现。瓮棺葬遍及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北及吉林、内蒙古，南达云南、广东，西至甘肃、青海，东至山东、江浙一带乃至台湾。但大多集中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且在时间序列上先后时期的文化类型中均有发现。仰韶文化分布区是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最盛行的地区，发现瓮棺葬遗址50多处，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瓮棺墓700多座，占全国总数三分之一。

图4-11 河北黄骅大型瓮棺葬墓地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指出，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人群的移动和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以战国后期燕国对辽东地区的经营和扩张为契机，瓮棺葬这一葬制迅速传播到东北地区乃至东北亚地区。辽宁凌源安杖子、喀左南洞沟、锦西小荒地等战国瓮棺葬和辽东各地大量的汉代瓮棺葬，就是在燕文化东渐和秦汉王朝在辽东地区经营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上瓮棺葬也流行起来，如在西北部地区的黄海南道安岳郡伏狮里、平安南道西郡台城里、平壤市乐浪区贞柏洞等地发现的瓮棺葬，年代约为公元前2纪;半岛南部地区的庆尚南道金海郡会岘里贝丘D区、昌原郡茶户里、东莱乐民洞、全罗南道光山郡新昌里等地发现的瓮棺葬，年代为公元前2，国战国秦汉时瓮棺葬是有联系的。
和朝鲜半岛相比，瓮棺葬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传入北部九州，远远早于朝鲜半岛。公元前四世纪瓮棺葬开始成为弥生时期最主要的墓葬方式。从日本本土瓮棺葬分布区域来看，北部九州的福冈和佐贺(以吉野里遗迹为主要代表)成为分布的最密集区域。另外从吉野里等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弥生时代的瓮棺葬在葬地选择瓮棺放置位置、尸骨的装入形态、瓮的形制明显受到中国瓮棺葬的巨大影响，结合传入时间以及在日本本土流行的区域来看，基本可以认为是传承周室血脉的姬氏一族带到九州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