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吴美福
周武王伐纣灭商胜利，寻找谦让避位从关中西镇吴山壮奔出走的太伯和仲雍之后，见到周章在吴地称王，就封周章为“吴王”。
历史上，对仲雍的事迹，由于泰伯和仲雍是兄弟两个，而且泰伯是长子，史书记载他们两人的事迹时往往放在一起，这样造成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泰伯的身上，对泰伯的生平的探讨比较丰富，但专门谈仲雍的文章却很少。通过查找比对大量文献，对记载中的仲雍生平脉络进行梳理，最终却发现留给我们的仲雍形象，一个同样怀揣至德精神、有家国情怀、有丰富的治国经验的勾吴领导人仲雍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仲雍的早期形象
关于仲雍的，是《左传》开始记载的：僖公五年记载，虢国大夫宫子奇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用。”大伯即太伯，大王就是古公。这里宫子奇的意思是说，太伯、虞仲都是太王古公的儿子，太伯不从父命，未能继承王位。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12的注解说：“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从父命，俱让适吴。仲雍支子，别封西吴。”这里的虞仲，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仲雍。
哀公七年，“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嚭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子贡的回答清楚的谈到了春秋时人们对太伯和仲雍事迹的描绘：太伯是穿戴整齐，用周礼治理刚建立的国家。大伯死后，继位的仲雍改变治国的方式，不再单纯用礼教化，而是入乡随俗，效仿当地风气，断发文身。晋代杜预注云：“大伯周大王之长子，仲雍大伯弟也。大伯、仲雍让其弟季历，俱适荆蛮，遂有民众。大伯卒无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礼致化，故效吴俗，言其权时制宜，以辟灾害，非以为礼也，端委礼衣也。” 杜预认为仲雍是创造“吴礼”与“吴俗”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治理吴国。
《竹书纪年》卷下详细记载了仲雍三兄弟事情的原委，原来是古公认为季历的儿子昌有天命，所以想把皇位传给他，太伯和仲雍这两个哥哥为了成全父亲，也为了不影响季历的即位，来到了江南，最后到死也没有回到北方：“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返，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古公明白地表示昌可以使周的基业发扬光大，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为了顺父意解父忧让位出走，离开岐周来到吴，即南方梅里。
《逸周书世俘解》云：“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按这里的意思，指武王克商后，把太伯、虞仲、伯邑考与大王、季历、文王的神主一起祭祀，向他们报告了殷人的罪孽，说明太伯、虞仲、伯邑考都有做国君的可能，所以武王把他们与大王、季历、文王同时祭祀。
后来的孔子对仲雍也有评论。《论语·微子篇》中谈到逸民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等七人，他评价说：“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他认为虞仲能逃世隐居，行为廉洁，抛弃权术。《论语》中孔子对泰伯有专门的评价：称仲雍为“逸民”，孔子应该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量兄弟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论语·泰伯》中孔子也许在他心目中，仲雍与泰伯隐居，放弃了继承王位，但他终身不后悔在落后地区生活，所以是著名的“逸民”，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
吴浩坤先生在《“太伯奔吴说”不宜轻易否定》《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4期）认为：“按《穆传》与《纪年》等同出汲冢，是战国时的作品当无疑问。”
从上述先秦各书来看，对仲雍这个人物的记载没有系统性，除《竹书纪年》外，大多是别人口里谈到的仲雍，并不是直接的史家描述，但仲雍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不可否认：仲雍是古公的儿子，泰伯让出王位，与仲雍隐逸了起来，而且终身没有再回到关中，这其中仲雍起了关键作用。让出王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所以孔子称为至德；而仲雍尽管没有让出王位的必须，但他为了不拂父意，让季历继承王位不再有任何障碍，也隐居了，同样得到了孔子的好评。其二，泰伯将古公治周族的礼法搬到了吴国，而仲雍用入乡随俗的办法，改变了治理的方式，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他并没有放弃太伯用周礼治国家的办法，而只是调整了治国的方式。《竹书纪年》说是在“越”，《穆天子传》说是在“东吴”，历史的共识是在今日无锡之梅里。
西汉后期刘向的《列女传》是专门记录西汉以前杰出女性的著作，卷1《周室三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娶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美。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这段话对《史记》作了补充，因为《史记》只说太姜是季历的母亲，现在这里说三个儿子都是太姜生的。以往有学者根据《史记》认为太姜是古公的嫡妻，生了季历，而太伯和仲雍不是嫡妻。其实，在幽地时，亶父娶了元妃蒙兀族女君主德姫，生下太伯、仲雍二兄弟。后来又娶了小老婆太姜，生下了季历。太伯、仲雍、季历是同父异母兄弟。
西汉史籍记录仲雍父母兄弟之间关系的记载是十分详细；记载仲雍与太伯奔吴的虽有不同，但因果原委更加深入；对王位的推让过程也有详细叙述，仲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醒目。
仲雍在东汉时形象不断的丰满起来
对仲雍的记载，在东汉时期记录其生平的文献多了起来，主要是对前代文献进行增补，相关史事更为具体。东汉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记载：“周太王亶父兴岐梁之地，长子大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圣子昌，大王欲传国焉。大伯、仲雍辞行采药，遂奔荆蛮。公季嗣位，至昌为西伯，受命而王。故孔子美而称曰：‘大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大伯初奔荆蛮，荆蛮归之，号曰句吴。大伯卒，仲雍立，至曾孙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 而班固记载仲雍兄弟俩人奔荆蛮时用了一个借口，是为了采摘药材，这在西汉及以前的记载中是从没有的。班固的记载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他增加的内容，是力图想把泰伯和仲雍南奔的原因说的更为合情合理。
东汉初年，赵晔著《吴越春秋》，记载关于吴国的起源追溯到第一任国王泰伯和第二任国王仲雍。书中的记载，不仅与《史记》能互为印证，且描写更为详尽：“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少曰季历。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君而事之，自号为勾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有余家，共立以为勾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侯王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太子发立……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简子叔达，达子周章。”
此《史记》比《汉书》要细致，增加的内容有几处：一是仲雍兄弟俩理解了父意“望风知指”后有一句对话，“历者，适也”，认为父亲的选择是对的。二是古公生病后兄弟俩认为他的寿命差不多了，于是找了个借口，以替父采药为名到了衡山，然后再到荆蛮之地。三是与《竹书纪年》的记述相同说兄弟俩在父亲死后回家办了丧事，不过两人回到南方后就建立了吴国，自号勾吴。有人问他“凭什么称为勾吴呢”，泰伯说：“我排行老大应该继承君位，却没有儿子能继承我的位子，看来应该受封的是吴仲，所以我把自己的住地称为勾吴，这不是比较合适的比喻。”讲清了“勾吴”这一概念的真实来源。四是泰伯兄弟俩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尊敬和拥护，与他们建立的勾吴发展较快有关。同时期北方周代商，战争不断，而南方的吴国却建立起了繁荣的城市，依托城墙，农业生产得到保障。显然，这里突出了仲雍和泰伯俩人不但人品风格较高，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发展了农业，建立了城市，为南方的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关于仲雍最为系统最为详细的记载。
同时期还有一些文献谈到了泰伯和仲雍让位的事迹。如同样编于汉章帝时期王充的《论衡》，在卷3《初禀篇》中云：“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圣瑞见矣。故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于是太伯知之，乃辞之吴，文身断发，以让王季。文王受命，谓此时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见之早也。此犹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充主要是强调王季的儿子昌很小的时候就受命于天，因此泰伯和仲雍只能不去争王位。卷14《谴告篇》中虽没有专门谈到仲雍，却提出太伯是以采药为名以避王季的，之后在吴立国：“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为历。历者，适也。太伯觉悟，之吴越采药，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复字之季，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这里的“历者，适也”和到吴越的采药，我们可以看到与《吴越春秋》上的记载特别相像。如果说这段话《论衡》不是来源于《吴越春秋》，那么也可以说它与《吴越春秋》采用了同一来源的材料。又卷23《四讳篇》云：“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药，断发文身，以随吴俗。太王薨，太伯还，王季辟主，太伯再让。王季不听，三让，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权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为主之义也。是谓祭祀不可，非谓柩当葬，身不送也。”《史记》说太伯“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这里王充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太伯因为断发了，就说自己是“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这通话其他的文献未见描述，只是出于王充的笔下。
至东汉，关于仲雍生平已记载的比较完整。人们在不断地发掘和提炼仲雍和泰伯资料的过程中，渐渐地对细节加以考究，丰富详细。关于仲雍的基本事实，东汉的文献都是认同的，所以主体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细节上却更加充实，人物变得越来越清晰，人物形象越来越丰满。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汉时期记录仲雍的生平资料越来越详细，各种文献关于仲雍的基本史实都是有依据的，所以他们述说的仲雍事迹还是真实可信，可以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对仲雍的记载，可以使我们发现，仲雍的形象从模糊变得清晰起来。由于仲雍与太伯让国奔吴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礼让、孝恕的道德标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称颂，因而关于他的形象就在不断挖掘。仲雍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毋庸置疑，对仲雍的道德和思想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应该责无旁贷。
2023.6.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