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美福
清风荡万古“至德”的精神内核为“让”，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伦理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诸思想，都是从“让”中生成。仲雍的隐逸、仲雍离开梅里，有意避开大哥泰伯让位给他，仲雍带着老婆出走海虞县，仲雍把儿子季简过继给大哥太伯为子，这需要多么高尚的情操和多么宽广的胸襟!尽管史籍记载仲雍的事迹很少，但是通过大量的文献，综合后世历朝历代对他的追封与修墓建祠的概况，以及解读部分缅怀仲雍的诗歌，对深入研究仲雍还是有迹可循的。正确的定位仲雍的道德精神和挖掘其人格魅力和对开拓开发江南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他那种谦谦隐逸之品行尤其值得在当代大力弘扬，让一个历史的本来的有血有肉的有完美人格的仲雍形象呈现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
正如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所说，历史上仲雍研究尚无专书，“仲雍……让国南来，为常熟文化注入了优秀的基因。”由于年代久远，史册记载有诸多不吻合、不相符的情况。比如对于让国原因，汉代《韩诗外传》载：季历到勾吴偕太伯、仲雍返乡奔父丧，丧事毕，太伯问仲雍：“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雍回答：“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依据典籍从中可以看到，此时的太伯在犹豫是否继续主动让国的情况下，极其严肃的与仲雍商量，征求他的意见，此时，仲雍的意见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仲雍也持季历的观点，坚持大哥太伯继位，那么，历史就要改写了，通过这段对话我们知道，特别阐述了仲雍在季历继位这一国家大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太伯、仲雍让国南来，发生在商朝末年，至今已有3000多年，虽然在《诗经》《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可以看到记录太伯、仲雍的微言短句，但在伯仲二个人之间，后人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太伯身上，似乎太伯是让国南来的主角。实际上是伯仲二人齐心协力共同远奔江南，在那里另外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太伯的功德也就是仲雍的功德。正如大诗人李白诗所云：“太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叙旧赠江阳宰陆调》)。
太伯与仲雍让国南来，不仅开创了吴国600年基业，还让出了周朝800年伟业。更为重要的是，在伯仲二人及其后代的经营下，使江南成了华夏文明的大后院，以至于在之后华夏文明遭到外族蹂躏时，有了足以使之保存的回旋余地，这对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作出了辉映三千年历史时空的伟大贡献。回望历史，在南京成为“十朝都会”和宋室南迁的时代，江南被视为华夏文化正统所在。虽然这些王朝或偏安一方，或饱经战乱，给人留下许多忧伤的记忆，但从文化成就看，这些时代都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华彩篇章。如六朝时期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文学艺术的自觉意识、在各方面富于创新精神的时代。东晋画家顾恺之被尊为“百代之师范”，书法家王羲之被尊为“书圣”，南朝祖冲之推算圆周率的准确度领先世界了一千年，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刘勰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千年前便流传海外，唐代的吴道子“画圣”的名号享誉东南亚。而在南宋时期，出版事业非常兴盛，今天存世的宋版书大多在南宋刊行，终使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因政治中心南移，江南多次扮演华夏文化中心的角色，可以说江南文化因吸收中原文化而成长，现已成为中华的主体文化之一。
提出太伯与仲雍之“让”，是中国儒家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周公旦后代封于鲁，“周礼尽在鲁矣”，孔子作为鲁国人，一生崇敬周公，创立儒家思想。有了孔子，才有了常熟的“南方夫子”言偃北上投师孔门学习儒学，晚年又将孔子的中原儒家学说在江南传播。在周公、孔子、言偃的思想文化递承中，太伯、仲雍是导源性的一环。具体来说孔子将“三以天下让”称为“至德”。美国著名学者杜兰特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一书中，将孔子列为10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之首，他说：“这是因为孔子是一位道德哲学家而不是宗教信仰的传播者。他对于高尚生活的追求都是基于世俗的动机而不是源于超自然的思考。”孔子以仁作为其哲学体系的核心，不轻许以仁。如孔子认为管仲器量小，不俭，不知礼，但管仲“不以兵车”却“一匡天下”，以至于“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便连声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因此，杨伯峻先生认为，依孔子意见，谁能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可见孔子是从爱惜生命的世俗动机确立仁德标准的。但仁德还不是至德，至德包括仁德，却更为宽广。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春秋时，为争王位，臣弑君、子杀父、兄弟互残者不可胜数，皆可视为禽兽行为。两千多年来，无数人都在追问孟子说的“几希”究竟是什么?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人生价值》中回答说：“人之所以高贵于禽兽者在于他的心灵。……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真善美三种价值。”真善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三种方式，分别反映了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能动过程及其成果。太伯、仲雍之“让”首先是认清真实形势，做出明智选择;其次从仁爱善意出发，以“让”避免煮豆燃萁，生灵涂炭;最后开拓进取，从顺民随俗、文身断发，到移风易俗、文化文明。可以说“让”的动机是朴实无华的，但体现了真善美的精神，孔子称此为“至德”，为天下树立道德最高标准，真可谓“清风荡万古”。周公的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孔子儒家学说的创立真根本的基础是太伯、仲雍的“让”之“至德”。
仲雍是一位万人景仰的常熟先贤，他的谦恭礼让、开拓进取，是千百年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2023.6.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