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网传媒副总编吴美福
吴学理论体系构架是中国江南古代文化理论的一种，最早形成于春秋时期，经过历代文化学者的发展和完善，在地域文化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谦让开拓、诚信和谐”等精神是吴学文化理论的重要源头，论述了人立本、人为本的生成和演变、道德伦理的基本原则等内容。季札的思想特别是美学观点对儒家美学思想有重要影响。后世并以其名借指善于鉴赏音乐之人。
季札，有“道启东南”之誉，季札对于吴学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季札则是发论于孔子之前的一位吴学文化贤哲。季札的贡献是伴着对吴学文化基本特征的形塑过程而展开的，是一位作用于吴学文化内核形成期的贤哲，季札以其德行、才禀等，给吴学文化基因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逊让之德内涵的丰富及其意义重大，让德，是季札承泰伯、仲雍之脉而影响吴学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英风澡俗，令德在民，成为吴学文化标识性特征之一。这一潜德幽光，风行草偃，世代相禅，对于化育出对让德社会政治意义最充分的价值诠释。
以季札为代表的吴学文化的这一特征，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对此，清代吴人石韫玉云:“儒有难进而易退者，圣门所尚也。吾吴自延陵季子辞千乘之封而退耕于野，流风所被，廉让之士多而贪位慕禄之人少，往往行为世则，才为国华。” 作为吴人，深为吴地两千多年来承季子之流风余韵而自豪。季札让国之行，为吴地立下的世则与高标。
季札挂剑与诚信之德影响深远。季札履心诺而挂剑徐君墓树的义举，被视为诚信的典范以及吴学文化的重要表征。季札所彰显并被广泛传扬的诚信之德，为吴地商业活动的形成与繁荣提供了重要的道德氛围。
季札与吴学文化敏学尚文传统。吴学文化曾经历了尚武好勇、轻死易发，而渐至柔美和雅、衣冠殊胜的变化。季札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聘问中原之时，观乐识微，讽评时政，体现出深谙诗乐的学植与才禀深受时贤叹服。季札的好学敏求为吴学文化植下了尚文基因，并被后世广为传颂，而成为吴地主导性的文化品格。
为吴国的霸业奠定了文化基础。其后吴地经过不断的积淀，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诗乐文明，使吴地充盈着性灵的光泽，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这与季札等先贤开启的重文尚教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季札对吴学文化的作用是与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相联系的。晋代吴郡文人陆机云:“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诸华。” 季札是吴地的文化魁杰，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揭示季札与吴学文化的关系，需要从季札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一更加宏阔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这是更深刻地理解季札，并准确厘定其历史地位的必要条件。
季札稍早于孔子，他观乐之时的精彩论说具有诸多“启圣”的作用。观乐知政、美尚中和，对儒学文艺观的形成贡献尤多。孔子对季札的“天民”之叹，是对季札品德的钦敬，更是对季札思想的礼赞。
季札之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与作用，还体现其后之于中国文化核心观念的诠释、演进的过程之中，是推助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有机因子。季札的这一贡献通过与孔子的关系得到了证明。明人薛应旂在考天台县学时曾作策问以试士:“知人则哲，尧舜所难，而言貌取人，孔子失之，何季札聘于上国，……岂札之知反出于圣人之上，而以言以貌亦可得人乎?” 薛应旂将季札与尧舜、孔子进行比较，提出了“札之知反出于圣人之上”的问题。薛氏这一直接尖锐的提问，是对季札之于中国文化史上重新定位的一次大胆尝试。在中国古代文化系统中，“圣人”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至高人格。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薛应旂将季札出于圣人之上为试子问，其理路清晰难诘: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但季札历聘诸国之时，一倾盖之间而得诸贤。在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时代，薛应旂的试问，堪称是对季子的至高人评。尽管其主观目的当是在尊圣前提下对这一历史现象的思考，但问题既被提出，圣化季札即已是社会共识应有之意。倾盖知人，以补圣人之不足，这本身即体现了季札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不断积淀的历史存在，吴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伴着吴地后世民众的接受而实现的。由于季札对吴学文化的影响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对士庶各阶层的泽溉方式也不尽相同。
总体而言，季札对民风习俗的影响以祭祀活动为主，对士林风气的润泽则主要是通过文士们不绝于史册的诗词歌赞以及理性评说为主。前者通过对季札的崇仰追怀活动，将其精神化成于民众的日常习俗之中。后者则将对季札的礼赞与理性评说相结合，并成为传承与发展吴学文化的动因之一。吴地文人对季札的崇奉，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作用，推助了民众对季札精神的承传。他们对季札歌赞的维度，理性分析的取向，可以看到季子文化遗产通过后世文人的汲取与发展，为吴学文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因此，季札对吴学文化的影响是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吴地民众对季札精神资源创造性改造得以实现的。
如果说民众对季札墓、庙、祠的祭祀主要是社会心理层面对季札精神的缅怀，以民风教化润泽为主，那么，吴地的杰出文人对季札理性或审美的论析与承继，则是对季札文化价值的深层次的发展。这些文士们通过著述，阐论或颂扬季札之于吴学文化的贡献，并将其与自己的文化观念融合开新，成为吴学文化历时变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吴学文化的发展以及季子精神意脉的传衍。
吴学文化则体现了中国江南古代礼仪制度及其背后的思想和信仰，包括社会秩序、人际关系、道德规范等方面。此外，吴学文化理论的“让”强调了道德秩序和道德约束的重要性，提出了道德建设对于社会稳定的法则。强调了“德”教育、培养和修身的重要性，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思想内涵。综上所述，吴学文化理论形成了“让、拓、诚、礼”的体系，反映了吴学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这四个方面的文化思想紧密相连，相互补充，构成了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基础。以让、拓、诚、礼为核心形成的吴学文化理论架构，不仅丰富了中国江南古代文化思想，而且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作用。
让：让的形式多种多样。谦虚是一种让，是在别人赞美时，让出一份清高，是一种谦让；宽容是一种让，是在别人指责自己时，不与之争执，不与之计较，对他人友爱，是一种友让。
让是多么富有情趣的词，它体现了人的一种内在美。当然，“让”也是有条件的，有原则的。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我们要多多提倡谦让与友让。在集体中，做出让的举动，能为集体增添一处文明景象；在社会里，做出让的举动，能为社会多添一点健康气象；在世界里，做出让的举动，能为国人多赢得一份荣耀。
小树让出一份水分给其它树木，在暴风雨来临时，其它树木为它分担了苦难；花儿让出一份阳光与雨露送给同伴，在游人欣赏时，一片片花朵的芳香赢得游人的赞赏；小鸟让出一处栖息之地，在春天来临时，鸟儿们共创鸟语齐鸣的境界。
为他人多让一点，能让出一片风采。
吴学文化让的精髓除了普遍意义的让，在更高层面的呈现出是彻底、无私、无欲、干净的精神，提倡在集体人生观念中顺应自然法则，与万事不争最高思想境界。
拓；开拓精神是一种面对未知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三千多年前，泰伯、仲雍万里奔吴，正是这种开拓精神敢于面对未知和挑战,主动寻找新的方向和机遇，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而不是停滞不前。在中国人类历史上，泰伯、仲雍是勇敢的探险家、开荒者和创业家，是拓荒精神的先驱者。
泰伯、仲雍的拓荒精神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精神财富。拓荒精神的形成和传承需要我们共同关注和维护。在未来，拓荒精神将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信：季札一生践行诚实守信 、恪守礼法、仁爱宽厚的君子风范，被世人推崇备至的典范，是中华民族诚信精神里程碑的第一人，是道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诚实守信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儒家思想中把诚实守信作为君子立身、立言、立德所必备的内在品质。
礼：最早提出礼、乐概念的是季札，然后由周公创制的，是一套使社会长治久安的法宝。虽然礼、乐并称，但乐也是礼的一种。礼学是一门很繁琐的学问，规定了生活中各种细节的具体规范。
礼是吴学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思想之一，不仅是重要治国思想，也是百姓尊崇的价值规范。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与人之间要想和谐相处就必须有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治理有道德自律和法治两种基本方式。属于吴学文化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概念则是这一思想的核心文化理论阐述了人类与社会、人类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人类应当如何与社会相处。同时，在现代文化理念的发展，根据时代教育的需求，形成了新的礼律秩序，有着文化理论的轴线在向前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归纳、总结，疏理、探索、发现，在吴学文化自信中创新。
吴学文化这四个方面的思想，旨在为社会的进步，管理和发展提供具体的指导。同样是按到吴学文化理论的规律发展，包括所有的文化体系。主张理性推演、感性认知的逻辑关系，因果关系等基本社会规律，来指导人民群众的社会生产生活。
吴学文化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吴学文化在泰伯、仲雍奔吴后肇起，吴学文化学派在唐宋时期得以兴起，并在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并与其他文化形成相互竞合、互相学习的关系。作为吴学文化理论的核心，吴学文化学派一直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吴学文化学派的形成，形成社会学科，即服务领域更加广泛。提倡学习认识世界的本源和人的本质。主张吴学与时俱进，不断地吸收和融合其他学派的思想，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
总之，吴学文化的“让、拓、信、礼”理论构架体系是一个丰富而宏大的文化体系，聚合了多种学科的融创，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想宝贵的财富。吴学文化研究发展，反映了吴学文化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也展现了吴学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在强调道德伦理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并提倡与时俱进的价值观念。
在吴学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由表到里、由外而内，由广到深，从粗到细，外原内核，博览古今文史。吴学，是一个宇宙，是一片天地，有经度有纬度；吴学文化来源于生产生活，探索、创意中发现，归纳与总结，必然的感知，触类旁通，吴学文化自信叠加智慧与升华，是必然的结果。
2023.9.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