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的形成与总体性概念

作者:中网传媒副总编吴美福
吴学就是江南人们在实践中,所得到的认识世界或者感知世界的成果表现,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其中有深度、广度之分,也有不同层次之别。
在内涵上,吴学的范畴是具体指向,广义的范畴是广泛概括,既相关联,又有区别。 从学木角度,吴学是经过人脑加工并可通过主观意识指导行为的认识结晶; 从社会角度,吴学是江南人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备可供人们学习的信息载体形式。
吴学如行路。吴学是一种阅历、是人生经历、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认知、是一种逻辑、是一种理论、是一种体系、是一门学问。
是江南人类认识宇宙的客观的与主观意识的文化结晶。
上篇讲了二. 吴学文化的形成,下面讲三. 吴学文化的繁荣。
三、吴学文化的繁荣
苏南地区在吴国时期曾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文化、只是在秦汉的400来年中反而停滞落后、直到南朝开始恢复、唐宋以后超过北方。这个过程中,永嘉南渡是一个转折的关键、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契机。
随着代表正统的政权南迁。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南方。王羲之曾说, “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八九。 ”虽或有所夸张。也足以说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到了齐梁年间、就实实在在取代了北方的中心地位。相对战火绵延的北方。南方比较稳定、虽然政权几经更替,也多以“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残酷的杀戮限于统治集 团中,对文化的冲击不大。反之、迎来了一个文风大盛的时代。东晋执政者如王导、谢安之辈多为饱读诗书的名士,同时,江南土著氏族大显其能、与北方氏族一齐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与影响日益彰显。南朝的帝王本身就是南方人,受本土文化的影响更不逮言。在他们的推动和影响下、 尚文之风日趋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原文化与吴学文化相互交融,吴学文化成为正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中原文化的融入、也丰富了吴学文化的内涵,达到空前繁荣,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流传后世的文化内核——我们今天说的吴学文化、 已经不是春秋时期的吴地文化。更不是古老江南的百越文化,而是六朝以来传承的以细腻儒雅为特质、 以文采风流为核心、以聪慧纤柔为标志的吴学文化。
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而南方更侧重于文化的融合。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太湖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夷族,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 即吴学文化有了主导地位。
古越文化从此在这个地区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乐器也从这里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 “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载籍。除了这些以外、文化转型主要还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汉语代替越语,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吴语语系。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于语言上。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分属于吴、越二国。吴越二国的基本居民是越族人和越化的东夷人,民间语言基本上是古越语。古越语属古侗台语、与中原、楚国的华夏语不同。楚国境内也有越人。他们是楚国的少数民族,而在吴越二国、越人是主要民族。
吴国王室是周族后裔,应该能说华夏语、但入境随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语特征、应该同时能操古越语。犹如满清皇族入关后,既能说满话,又学会说汉语。越国王室是夏族后裔、从山东迁来。而夏王室与南方越族本有血缘关系。“先是‘禹为越后’ 、然后是‘越为禹后’”。
秦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吴地。华夏语成为吴地的官方语言。并逐渐深入民间。但古越语在民间仍残留相当时间。西汉晚期扬雄着《方言》。所记吴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语词汇。
吴地的华夏语,经东汉至西晋的三四百年演变,形成一种汉语方言, “吴语”。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 ‘何乃渹、 ’刘既出。人问, ‘见王公云何。 ’刘曰、 ‘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 ’ ”这些“吴语”皆指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与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话略异。但都属华夏语。汉语,与先秦吴越“夷言”根本不同。
由尚武变为崇文。
《 汉书·地理志下》说、 “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的吴地人民风与东週一样、 尚武骁悍。后来渐次改变。到齐梁年间, 已经彻底改变了吴学文化的尚武特点。
齐梁年间,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学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学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学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开启南方文学之风
转型后的吴学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 《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著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地第一篇文学作品。
至齐梁年间,皇族萧氏一门多以诗文著称。其中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堪称一流的文学家。朝中半数以上都是东吴名流。吴学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已经举足轻重。
在文化转型的同时。作为地区特色的养生与隐逸文化又向主流文化渗透。
吴地原本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太湖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学问。从事艺术与科技。魏晋之后的玄学和隐逸之风又随着齐梁文化渗入吴地,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学文化的一个特点。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古代最复杂的养生术莫如炼丹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负盛名的炼丹家兼医药学家几乎全出于吴。著名道士陶弘景、葛洪都有很大影响。此后,吴地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
“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 《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地。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学文化的一个特点。
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成就斐然的大家。
梁武帝博学多才、不仅对佛学、道学、儒学有精深的研究,在文学、音乐、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撰写了各类著作一千多卷、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是个才子,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南朝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文化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齐梁文化的重要部分。
梁武帝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试图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以便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封建统治。梁武帝为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为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消灭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实现了三教并立、更为以后的儒、佛、道三教合流奠定了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后来的两宋理学和明代王阳明心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文学、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 《金楼子志怪》等。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散文理论著作和笔记体小说。萧子显撰的《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简文帝萧纲创“宫体诗” 。其他如经、文、书、画、医乃至佛学均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书圣王羲之虽先辈是北方大族。本人却一直生活在江南。享誉画坛的大师顾恺之、陆探微都是生于吴地士著大族。其中尤以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纂的《文选》 30卷,世称《昭明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昭明文选》选辑先秦至梁初138位知名或佚名作者700多篇著作、是我国辑录最早、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文总集,史称“总集之祖” 。由于辑录内容完备、鉴读方便、成为历朝文人研读的规范选本。唐代之后被列为科教必读教材、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对文学创作也有深远影响。
刘勰的《文心雕龙》。则用大量篇幅讨论文体。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还详细讨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对后世评论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清代学者章学诚赞誉说。 “《文心》体大精深,笼罩群言”。鲁迅先生称《文心雕龙》为“东则有刘彦和。刘勰字、之《文心雕龙》、西则有亚里士孚德之《诗学》”。把刘勰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可见其成就之高。
在民间、吴歌的繁荣也成为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南朝乐府民歌中,吴歌占有很大比重。
在历史各个时期,吴学文化茁壮成长,繁荣昌盛!

吴学的形成与总体性概念


2023.1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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