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的文化精神

撰文/中网传媒副总编辑吴美福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
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吴姓人内心所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吴学文化乃以此种道德精神为中心。江南历史乃依此种道德精神而演进。
正因为吴姓人都由此种道德精神所陶铸，因此，我们称此种道德精神为“吴学的历史精神”。没有了此种道德精神，也将不会有江南的文明历史乃至中华民族文明的历史。
道德精神，是指历史上太伯、仲雍“三让天下”壮奔东吴的至德精神事迹。《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同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勾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史记原文的意思：吴太伯与其弟仲雍，均为周太王之子，王季历之兄。季历十分贤能，又有一个具有圣德的儿子昌，太王想立季历以便传位给昌，因此太伯、仲雍二人就逃往荆蛮，象当地蛮人一样身上刺满花纹、剪断头发，以示不再继位，把继承权让给季历。季历果然继位，就是王季，昌后来也成为文王。太伯逃至荆蛮后，自称“句（gōu，勾）吴”。荆蛮人认为他很有节义，追随附顺他的有一千余户，尊立他为吴太伯。
太伯死，无子，其弟仲雍继位；就是吴仲雍。仲雍死，其子季简继位。季简死，其子叔达继位。叔达死，其子周章继位。那时正值武王战胜殷纣，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是吴君，就此仍封于吴。又把周章之弟虞仲封在周北边的夏都故址，就是虞仲，位列诸侯。
公元3200多年前，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周太王非常喜欢季历的儿子姬昌，想将来让姬昌继承王位。泰伯为了成全父亲的这个愿望，就三让王位带着弟弟仲雍，从中原到了现无锡市郊的梅村(也称梅里)，开发了广大的江南地区，建立了吴国，因此梅村也被誉为江南第一古镇。
商朝末期，江南地区的马桥文化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吴太伯的来到带来了先进中原文化而加速进入文明社会和建立国家。春秋末期，长江下游出现了一个显赫的国家，它就是始建于无锡梅里(今梅村一带)的吴国。吴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商代，是整个先秦时代公认的资历最深的姬姓诸侯国。西周《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克殷，祭于周庙，泰伯、仲雍都供奉在列祖之内，其地位之高是很清楚的。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是这样认为的。
商代后期，周开始强大的时候，泰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的兄长。他俩为了成全父亲想传位于季历的意愿，就离开陕西岐山下的周原，经过了千山万水来到被称为荆蛮之地的江南。这就是有名的泰伯奔吴。当时的江南，举目所见，茂密的森林覆盖着起伏的丘陵，平原上湖荡棋布，河网稠密，华草摇曳，野兽出没，一派原始荒古的景象。泰伯、仲雍与当地居民一起，共同自号勾吴，不再回去，得到了当地人们的拥护。
泰伯、仲雍以其带来的周原先进文化，结合江南水乡的特点，带领当地居民开掘人工运河“泰伯渎”，就是今天的伯渎港。泰伯渎东连漕湖，西接运河，流经吴国的发祥地梅里(今梅村)。它保证了两岸农田的灌慨，便利了远近的舟楫往来，对吴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伯渎港仍是沟通梅村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水道。传说泰伯还建有“鸭城”、“麋城”饲养禽畜，还大力发展种桑养蚕等。这些开发都是适合江南地理特点的，为吴国的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据吴国早期青铜器铭文所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厥川三百”的太湖一带水网地区的吴国的立国规模已相当可观。
孔子曾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立国江南，筑城梅里。在鸿声乡管家桥村西南有三面环水的彭祖墩，墩高5米左右，土墩四周原有一圈土岗，还有不少残留，可能是城垣的遗迹。从考古来看，彭祖墩最早可上溯到马家浜文化时期，下限历经商代至春秋晚期。彭祖墩的土岗与有关文献称泰伯建三里之城的记载有相符之处，但它是否是泰伯故城，还未有定论。
在离梅村4公里的鸿山西坡，保存有泰伯墓。墓始建于东汉，经过历代修葺，今天见到的是明代的建筑物。每年春天都要在这里举行纪念泰伯的活动，反映了千百年来江南人民对吴地开创者深厚的敬仰之情。为了恢复泰伯墓的盛唐风貌，省、市政府已按唐代泰伯墓的规制重新扩建，整体为仿明建筑。海内外吴氏宗亲，无不为此欢欣鼓舞，踊跃参加。今天的泰伯墓规模宏大，庄严肃穆，已成为体现泰伯先祖谦让和开拓精神的象征。泰伯墓区新建了环山河上的三座香花桥，然后是六柱五间的青石大牌坊。过牌坊后的神道，两边广种雪松、中山柏。五对石人石兽分列神道两边。神道尽头是御碑亭，接着是以4层近20米高的仰止阁为主体的纪念活动场所。左右有宗会堂，怀德堂。宗会堂设泰伯至德宗亲十二姓始祖塑橡，以供子孙拜谒祭祀，四周还围以碑廊。今天的泰伯墓已恢复唐代风貌，成为名符其实的江南第一古墓?鸿山周围已修复专诸墓、要离墓、鸿隐堂等十八景。墓区已成为体现吴文化人文景观的名胜之地。
泰伯死后传位于仲雍。仲雍传到第四代孙周章时，周武王已推翻了商朝，分封天下诸侯，加封周章为吴君。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故夏墟，建立虞国(今山西甲陆北)。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处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指明了句吴与中原的渊源关系。
我们经常思考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如何可以做到人生不朽？人生不朽有三：立德、立功、立言。这种精神，三千多年来，深印在中国人心里，成为一个最高的道德理论和人生信条。深刻的说：人要活在别人的心里。泰伯、仲雍就是永远活在人们心里！
如果别人心里常有你，便是你的人生不朽。如果别人心里没有你，你也就等于没有活。正如儿子心里没有父亲，那么这个父亲等于没有做父亲。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天性都是向善的，“善”便是道德精神。我想我们可以用泰伯、仲雍的精神，来解释叔孙穆子的“三不朽”说。
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何要为别人立德、立功、立言呢？这已显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了。但纵使别人心里常有了你的德、功、言，这与你又有何关系呢？
我们若用泰伯、仲雍的思想来回答此问题，正为人的天性是向善的，泰伯、仲雍情愿三让天下，去开拓另一个天地。他们情愿如此做，只有如此做了，他们自己才感到快乐与满足。而且向善既是人类的天性，你的善，便一定可以得到别人心里的共鸣。
你为人立德、立功、立言，别人必然会接受你、了解你，而且追随你、模仿你。我们试问：除却我们的行为，还在哪里去找我们的生命呢？行为存在，便是生命的存在；行为消失了，便是生命没有了。
我们只有“向善”的行为，才能把握到人类“天性”之共同趋向，而可以长久地存在。我们也只有这一种生命，决不会白浪费、白牺牲，将会在别人的生命里永远共鸣、永远复活。
身体不是我们的生命，身体只是拿来表现我们生命的一项工具。“身体”仅是一件东西，“生命”则是一些行为，行为一定要有目的，有对象。我们凭藉了身体这项工具，来表现行为，完成我们的生命。
吴学文化的精神是至德精神，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就是中国的道德精神，是吴姓人和中国人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也是吴姓人和中国人向前积极争取达到的一种人格。这种道德精神构成了吴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核心，并以此种精神深深影响着江南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
我们自古以来，有泰伯、仲雍谦让精神，有季子诚信精神，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些“脊梁”的精神在某些角度来说就是吴学文化精神乃至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