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中网传媒副总编辑吴美福
“太伯、仲雍奔吴”是个长期争论的老课题。现谈点个人见解，就教于各位学者、专家。
一、太伯、仲雍奔吴，“吴”在哪里?
近代以前，按古籍记载，基本一致的说法是泰伯奔东吴即无锡梅里，引起争论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
至今归纳起来大体有五种说法:一叫西吴说，在今陕西陇县的吴山，又名吴岳。二叫北吴说，在今山西平陆吴城。三叫东吴说，在今江苏无锡梅里。中国古代称“吴”的地方主要有这三处。“吴”本是族名，后来才成为地名、国名。第四种说法是宁镇说，指江苏南京、镇江及皖南地区。第五种说法是“假托说”说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不可信。
说太伯、仲雍逃到西吴的理由是:西吴属陕西西部，是离周国所在岐山下周原不远的吴山这地方，这里一直是古老的狩猎民族吴(虞)族居住地。太伯、仲雍来到这里后，成为当地吴族的西长，建立起氏族国家，号称“勾吴”。
说太伯、仲雍逃到北吴的理由是: 该地是西周虞仲封地。即武王灭商后，寻找到仲雍的传人时，周章已继承父位，周武王便正式封周章为勾吴国君，又将周章之弟仲封于周原的北夏墟。仲以国得姓，是为虞仲，虞仲所封之国在周之北，故称北吴或北虞。
说太伯、仲雍逃到东吴的理由是: 有众多古籍史志记述，资料翔实，凿凿可证。
至于“宁镇说”，是解放后的1954年在镇江丹徒烟墩山发现了一些文物，重要的是“宜侯矢簋”这件珍贵的青铜器。陈邦怀先生考定为周康王时物，唐兰先生指出簋铭中的“虞”就是“吴”，作器者乃是吴君，给早期吴史提供了证据。李学勤先生撰文推唐先生之说，由世系推定器主乃是柯相，间接证明仲雍以来的传流绝非子虚。有人据此认为湖熟文化的分布区域宁镇及皖南地区应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今江宁县一带系吴国始建和发韧之地。我认为此说缺少太伯、仲雍时之实证，只能说是勾吴国扩大后之“吴君”所作。
至于“假托说”，即太伯、仲雍奔吴、建“么吴”，为后人假托，绝不可信，吴国是江南土著人自己建立的国家。其实持此说者，也是假设罢了。此外，还有湖北荆山说、浙江湖州衡山说、江西说等。以上各说，有推荐的引经据典，有的从考古学、民俗学出发，各述其由，各有其理。
有些专家以文献学、民俗学、考古学三者结合，经数十年的研究与考证，提出了“西、东两吴说”。即太伯仲雍先行奔至西吴，建立氏族小国，号称“勾吴”，即今陕西宝鸡附近陇县境内。太伯仲雍的吴政权与其古公亶父、弟季历的周政权相互呼应。《诗·大雅·皇矣》因称“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两国相近，不过四五百里，故皇矣说:“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又能以其友爱而为互助，皇矣又说:“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
太伯在吴山的遗址、遗迹与传说甚多，史志有记载，在今凤翔县陈村镇有东吴头村、西吴头村和南吴头村之说。南吴头村留有太伯庙，塑了金身，夏历正月，十里八乡百姓都要到此叩头礼拜。吴山亦有太伯庙，森林公园雄伟的山门上，尚留有“荆吴祖地”、“伯仲初始”几个大字。另史书记载，距西周发祥地宝鸡不远的甘肃庆阳县西北山区太平村，也有太伯庙，当地百姓把太伯看作神，并把庙宇所在形如巨龙的山脉称为太(泰)白(伯)梁。
太伯三坚辞不受，季历不依。太伯多次避让不成，只得与仲雍再回荆蛮吴部落，因两地相距不远。为了表示决不反顾之心，和季历的前来纠缠，便与仲雍带着众人远走高飞，举族南迁。他们从陕西西部的西吴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披荆斩棘，辗转迁移，最后一直到达长江入海处的江苏无锡地带，即今锡东梅里之地。太伯还说:“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
太伯、仲雍的最后落脚点在无锡梅里，理由有三:
一是史料翔实可证。公元前420年左右的《左传》，有八处记载太伯奔吴或吴为姬姓的事实。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嗣”(僖公五年)。“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推荐断发文身，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僖公五年)。“太旧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羸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哀公七年)。公元前320年左右的《穆天子传·卷二》“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长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壁。”公元前90年左右的《史记》，记载太伯奔吴的资料更为翔实。《论语》一书有三处提及泰伯奔吴或吴国为周后。《诗经》、《国策》、《吕氏春秋》、《汉书》、《越绝书》、《逸周书》、《韩诗外传》、《论衡》、《舆地记》以及《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以至好多地方史志等等先秦与两汉古籍都有记载。1998年5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70万字的《勾吴史集》，基本集中了先秦与两汉等古籍史书有关资料，可供查阅举证，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史书记载有它的真实性问题，但在考古没有可贵的物证发现以前文献咨料显得格外重要。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告诉我们，“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二是遗名、遗址犹在。东汉永兴二年(154)，桓帝敕令即宅为祠，始建太伯庙于无锡梅里。同年诏吴郡太守糜豹在无锡鸿山修建泰伯墓。糜豹《太伯碑记》云:“余幼年读鲁论文暇，每思太伯之风，彷徨而不可企，不意受命南邦，诏建太伯墓庙于梅里鸿山……”对此历代都有修缮与皇帝祭祀、追封达30余次。如晋明帝尊太伯为“三让王”，用王者礼乐，其王者冕服。唐太宗下诏重修扩建泰伯门殿。宋哲宗下诏“吴泰伯以至德殿为额”。康熙御书“至德无名”。乾隆四次致祭，御书“三让高踪”。每年夏历正月初九与清明节，四乡人民都要进庙祭祀、上山扫墓。蛮村(梅村)、荆村、蛮巷，俱是古代遗名。伯渎、九泾，史书上有记载为太伯所凿，“证诸历史，最古为伯渎”(《江苏水利志》)，据近年鸿山古墓群考古，通过遥感技术测定为人工开凿。还有太伯率众春秋致祭的“故文台”。历代诗人、文人留下的诗歌，有记载的不下三百首之多，当地流传的吴歌更多。碑记、碑文自汉至清，代代皆立，有文字记载的达21方，现尚有12方完好无损。这里还要说的，太伯庙各地有几处，而太伯墓在全国仅此一处，好多古籍史志都有确实的记载。
仲雍墓位于江苏省常熟市虞山东麓，整个墓区占地约2160平方米，距今约有3000余年，是常熟有历史考证的最老古墓。更是见证太伯、仲雍奔吴的有力古迹证据。
按《史记索隐》注：“仲雍冢在常熟市西虞山上，与言偃冢并列”。《太平寰宇记》记载：“虞山有仲雍、齐女墓（齐景公之女少姜之墓）”。梁简文帝（一说梁昭明太子萧统）所作《招真治碑》云：“远望仲雍，而高坟萧瑟；旁临齐女，则哀垄苍茫。”这说明南朝的时候还没有荒废。
常熟县志记载仲
雍墓石坊，“旧在虞山乾元宫右下”，但这个石坊明末已毁坏，原址即是仲雍之祠，现在复建的清权祠就在这里。虞山清权祠有门厅，两旁走廊，陈列碑文，中为庭院，正殿即为清权祠，内供奉仲雍塑像，悬挂称颂仲雍的匾额，陈列有古乐器……
据《洞庭东山志》载:“仲雍祠在洞庭东山白沙湾”，宋南渡时建，后废。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由裔孙吴文灏重建。旧时每年由官府致祭，清末废祭。今祠已废。
仲雍又称“虞仲”，不仅常熟地方志上有，而且许多的古籍上都有记载，如《史记·微子篇》。据汉代班固认为，孔子所说的虞仲-就仲雍。
明洪武三年(1370)，封为“吴仲雍之神”。明成化十七年(1481)，学御史娄谦在仲雍墓旁建清权祠。明弘治七年(1494)，江南巡抚刘迁瓒奉旨重修仲雍墓，建“清权坊”。崇祯九年(1636)，巡按御史路振飞立墓碑。
清初始修葺之。乾隆二十五年(1760)，有裔孙周姓者(相传为仲雍之后)又立墓门於北门大街，由山麓甃路直达墓所。乾隆五十四年(1789)，裔孙又建石牌坊，学使曹秀先题:“南国友恭”四字。清同治十年(1871)，曾文正相国巡阅海防至常熟，拨资三千余金饬县修葺仲雍墓。
虞山清权祠和洞庭仲雍祠虞山清权祠和洞庭仲雍祠都是祭祀仲雍的地方。
古墓正后方，并列着四块以前的墓碑:一曰:“商逸民虞仲周公墓”(明崇祯年立);一曰:“先贤度仲周公之墓”，为清代地方官所立。
周朝建立，周武王追赠先賢公仲雍为“吴伯”。历代帝王也都临幸仲雍公墓园，前来致祭，尊崇御赐。
晋明帝太宁元年癸未(323)，临幸吴郡仲雍公庙并于仲雍公之墓南五十步，致祭，尊崇为“恭孝王”。敕建祀殿，御制“王德碑”于庙前，垣周五百步命卫一百户令尉。晋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御“赞亭”于殿前二十三步。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重开山路以广门境，作二石柱，建库收贮。于祀殿门外，太书榜碣，墓道御赉金炉、花瓶、香盒、祭器一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赐墓傍175亩岁收供王墓祭祀。宋仁宗天圣年间，77代孙吴感南增置250亩地于墓南。
探访仲雍墓，可以了解仲雍先贤的思想和贡献，也能够感受到常熟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们一起珍惜历史文化遗产。
传承文明之光，为吴学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是太伯、仲雍奔吴的无可辩驳的事实。
三是口碑、传说永存。荒三千、凤凰墩、马夫浜、皇渡河、马渡浜、泰伯井、陶埂上、治坊浜、崇安场推荐龙泾沿、尸骨坝、纱帽丘、岸船弄、皇渎浜、望虞河。鸭城、麋城、猪羊巷、太伯洞居等等传说，都与太伯有关，血肉丰满，倾注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无限热情。
所有这些口碑、传说均有迹可寻，往往揭示了历史的可信性，又有历史的可靠性，是远古文物的再现。
现代著名先秦史专家李学勤先生指出:传说往往蕴含十分重要的史实，断不可通盘否定。古代一个民族关于本身先世的传说，决不是凭空虚构的故事，它在古人心目中有重大意义，传说的传述更是很严肃的事情。古希腊的史诗讲特洛伊之战，似乎完全是神话然而作为考古学先驱的施里曼进行发掘，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禹都阳城也是传说，但近年确在当地发现了年代相当的遗址。所以，我们决不能抹杀传说的价值。
以上几点，1992年1月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泰伯与梅里》一书中，有《泰伯奔吴与梅里遗迹》一文有所论述。还绘制了一幅当年的遗迹遗址图可以佐证。
二、何谓“三让”?是“真让”还是“迫让”? 或是“逃命”?
所谓“三让”，说法不一，好多古书写得不够明确。表述较为清楚的大体有五种。一是入吴采药，不立为一让;太王薨，太伯返，让位季历为二让;季历不听，太伯言“断发文身，吾刑余之人，不可为宗庙社稷之主”，季才立为三让。二是太伯、仲雍出走，不立为一让；太王薨，太伯、仲雍不返，使季主丧为；为二让: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为三让。
太伯把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后又吸收越、楚、齐等文化，培育成水乡特色、兼蓄并容、独放异彩的“句吴文化”。六朝《陈书》云:“讴歌所往……自求于太伯者矣。”于是“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千余家”，被奉为当地君主，自号“勾吴”，开创了吴国约650年的文明史，故人称太伯为“江南鼻祖”。近代教育家、历史学家张其昀先生在其《无锡人文》一文中说:“长江下游太湖一带，为中国近代精华荟萃之区，财赋人文，甲于全国。若考其文化发祥地，则不在苏杭，不在京镇，而在无锡之梅里。……但泰伯之令人尊敬，不仅在消极让位，乃在让位之后，能为江南开创文化。”1985年3月，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家匡亚明先生为泰伯庙撰联一副，上联为“孝亲在知亲让位于弟背井离乡那怕披荆斩棘”，下联是“从俗而化俗推己及人启蛮迪夷何忧断发文身”。
太伯仲雍精神，不仅鼓励吴姓子孙不断进取和开创，也激励着全球吴氏团结起来，开拓与建设好我们的家园和吴学事业。
2024.1.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