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中网传媒副总编吴美福
吴学，作为中国古代学术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深远的影响力，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旨在从吴学的起源与发展、核心思想与理论、影响与实践应用、文学艺术体现、历史传承与演变、对江南文化的影响、现代价值与意义等方面，对吴学进行浅要的探讨和阐述。
一、吴学起源与发展
吴学起源于古代吴地，即今天的江浙一带。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优越，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吴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历史的发展，吴学逐渐融合了当地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术体系。
二. 吴学的历史衍变
吴学的地域空间主要在太湖地区，是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地区。吴学是古老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越文化、荆楚文化共同成为长江流域文明的主流。
太湖地区是有“鱼米之乡”的美称，是司马迁所说的“饭稻羹鱼”的延伸，从饭稻羹鱼到鱼米之乡是经过了2000年的发展演变才形成的。西汉时这里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而当时的关中地区已达200人以上。正是在这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开始南方与北方的竞争。饭稻羹鱼的农业慢慢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孕育出愈来愈灿烂的吴学。东南自唐宋以后的人才辈出，更是引人注目。
三. 吴学的形成
中原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重农轻商，是典型的农垦文化，有较强的封闭性。而吴文明由于古时远离政治中心，并且地处沿海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水路交通便利，起步又略晚于黄河流域，是一种开放的文化。
夏商时期，这一地区远离中原，被视为蛮荒地带，相当长一段时期, 江南深受中原士人的轻视, 被看作蛮荒之地。魏晋以后, 随着中原士族和人民的避乱南迁, 不仅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和生产技术, 在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 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缩小, 情况有所改观。隋唐以降, 伴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文化中心在江南太湖地区形成。
公元前584年左右，吴国的第十九代君主寿梦当政，一个地处偏僻默默无闻的蛮荒小国，在华夏大地突然刮起了一股旋风，吴国开始在春秋舞台上横空出世，崭露头角，中原各国无不震动。中原大国晋国向吴国派出了一个特殊的使臣，那就在晋楚争霸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人物巫臣，他将中原先进的车战之法带到了吴国。孙武、伍子胥等外来重臣，把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带到吴国，使吴国迅速崛起，强盛一时。吴国本土则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外交家、音乐家季札。季子淡薄名利，四次让国被传为美谈；诚信守诺的德行操守更为人称颂。他出访中原各国，观乐评政，见微知著，赢得诸侯的尊敬。他是吴学在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吴越春秋谱写了历史辉煌的一页，创造了既有中原文化特质，又区别于黄河流域文明、具有鲜明自身特点的吴学，是长江流域文明的集中体现。
然而进入秦汉统一以后，吴地一直被边缘化，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统治的专制集权，防止地方的自主和反叛，加以目光的短浅，不能利用统一的威势去发展南方，而是采取消灭地方割据势力，集权于中央的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巩固其万世帝业。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集中于咸阳及巴蜀；汉继秦后，采取同样的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帝迁徙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族10万余人入关，从而使得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遭到人为的打击而受挫，发展甚是缓慢。到六朝时期才逐步与中原文化融合，并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先秦时期的吴学，虽受华夏文化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相对独立的夷文化，是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中最发达的一支。汉代的吴学，则是中国主流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区域型态。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楚威王败越，剧变于秦皇、汉武时期。这段时期，吴本土居民大量入海南奔，楚人与中原人先后进入吴地，由于主导人口与基本居民发生变换，使吴学的民族性随之激变。
六朝时期是吴学发生根本性变化并融入主流文化的重要时期。三国时期的吴国承上启下，在思想界学术界虽没有重大贡献，却因为孙氏集团的偏安，使江东免遭战祸，社会稳定，经济复苏，并形成了土著氏族阶层，这个阶层在东晋及整个南朝思想、文化、艺术乃至经济、军事方面起了极大作用。
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南地区的吴学，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地的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学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学的显著特征。
四. 吴学的繁荣
苏南地区在吴国时期曾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文化，只是在秦汉以后的400来年中反而停滞落后，直到南朝开始恢复，唐宋以后超过北方。这个过程中，永嘉南渡是一个转折的关键，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契机。
随着政权南迁，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了南方。王羲之曾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八九。”虽或有所夸张，也足以说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到了齐梁年间，就实实在在取代了北方的中心地位。相对战火绵延的北方，南方比较稳定，虽然政权几经更替，也多以“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残酷的杀戮限于统治集团中，对文化的冲击不大。反之，迎来了一个文风大盛的时代。东晋执政者如王导、谢安之辈多为饱读诗书的名士，同时，江南土著氏族大显其能，与北方氏族一齐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与影响日益彰显。南朝的帝王本身就是南方人，受本土文化的影响更不言而喻。在他们的推动和影响下，尚文之风日趋明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原文化与吴地文化相互交融，吴学成为正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中原文化的融入，也丰富了本地文化的内涵，达到空前繁荣，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流传后世的文化内核——我们今天说的吴学，已经不是春秋时期的吴地文化，更不是古老江南的百越文化，而是六朝以来传承的以细腻儒雅为特质、以文采风流为核心、以聪慧纤柔为标志的文化。
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而南方更侧重于文化的融合。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太湖流域已基本实现种族大换班，主要居民与主导民族已由汉族取代越族，地区的文化面貌也就为之大变，即汉文化取代了百越民族文化。但地域特色被保留了下来。
古越文化在考古学文化上的主要标志印纹陶，从此在这个地区完全消失。古越族的特有乐器也从这里悄然隐退，而大量出现于广州的南越王墓中。“断发文身”等古越人的习俗也不再见诸史籍。除了这些以外，文化转型主要还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汉语代替越语，并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吴语语系。
文化的民族性主要体现于语言上。吴国王室是周族后裔，应该能说华夏语，但入境随俗，其名字都有古越语特征，应该同时能操古越语。既能说华夏语，又学会古越语。
秦汉时期，中原人大量入主吴地，华夏语成为吴地的官方语言，并逐渐深入民间。但古越语在民间仍残留相当时间。西汉晚期扬雄着《方言》，所记吴越方言主要是侗台语词汇。
吴地的华夏语，经东汉至西晋的三四百年演变，形成一种汉语方言：“吴语”。《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导），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惟闻作吴语耳。’”这些“吴语”皆指当时吴地的汉语方言，与南下的北方士人所操官话略异。但都属华夏语（汉语），与先秦吴越“夷言”根本不同。
由尚武变为文。《汉书·地理志下》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段话常被人们称引，说的吴地民风与东週一样，尚武骁悍。后来渐次改变，到齐梁年间，已经彻底改变了吴学的尚武特点。
齐梁年间，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学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学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学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开启南方文学之风
转型后的吴学是汉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与其它地区的汉文化比较，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下面以西汉的文学与东汉的子学为例，略见其端倪。
西汉初，见于正史的吴地士人，仅有严忌一人。忌本姓庄，《汉书》为避东汉明帝之讳而改为严。据《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与邹阳、枚乘“皆以文辩著名”。初依吴王刘濞，后来，刘濞与景帝矛盾激化，他们三人北上投靠梁孝王。东汉王逸编撰的《楚辞章句》一书，有严忌《哀时命》一篇，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汉代吴地第一篇文学作品。
吴地原本远离国家的政治中心，战争较少，又有长江、钱塘江等天然屏障，是隔岸观火的好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气候宜人，只要家有薄产，可以静心做学问，从事艺术与科技。魏晋之后的玄学和隐逸之风又随着齐梁文化渗入吴地，因此，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与科技人才特多，是此后二千年间吴学的一个特点。这样的地理环境，也是修身养生、藏匿隐士的理想地方。此后，吴地一直是“逸民”、高僧的天堂。每当北方游牧民族血洗中原时，这里尤其成为红尘中的一片绿荫。
“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古代士人的主要人生道路。这使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要想人格独立，必须生活独立。吴人生活独立的可能性较大，这使他们可能不学或少学直接为“帝王家”服务的经学，而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过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像《儒林外史》所描写的那样。
《儒林外史》正是产生在吴地。一条非主流的文人生活道路，两千年不绝如缕，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吴学的一个特点。
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成就斐然的大家。
梁武帝博学多才，不仅对佛学、道学、儒学有精深的研究，在文学、音乐、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撰写了各类著作一千多卷，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是个才子，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南朝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文化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齐梁文化的重要部分。 后来的两宋理学和明代王阳明心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文学、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 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金楼子志怪》等，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散文理论著作和笔记体小说。萧子显撰的《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简文帝萧纲创“宫体诗”。其他如经、文、书、画、医乃至佛学均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书圣王羲之虽先辈是北方大族，本人却一直生活在江南；享誉画坛的大师顾恺之、陆探微都是生于吴地土著大族。其中尤以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纂的《文选》30卷（世称《昭明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昭明文选》选辑先秦至梁初138位知名或佚名作者700多篇著作，是我国辑录最早、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文总集，史称“总集之祖”。由于辑录内容完备、鉴读方便，成为历朝文人研读的规范选本，唐代之后被列为科教必读教材，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对文学创作也有深远影响。
刘勰的《文心雕龙》，则用大量篇幅讨论文体，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还详细讨论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对后世评论文学作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清代学者章学诚赞誉说：“《文心》体大精深，笼罩群言”。鲁迅先生称《文心雕龙》为“东则有刘彦和（刘勰字）之《文心雕龙》，西则有亚里士孚德之《诗学》”，把刘勰和亚里士多德相提并论，可见其成就之高。
在民间，吴歌的繁荣也成为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在南朝乐府民歌中，吴歌占有很大比重。
五. 吴学的进一步繁荣
自隋唐以下，又绵延了一千多年。这一时期，就总体而言，是在齐梁文化积淀基础上的顺势发展时期。
吴的地方官员，大多沿袭、弘扬了重视和倡导文化的传统，其中本人就是好学上进、在文坛上有所建树的地方官员，表现得更是突出。如唐代常州刺史独孤及，宋代常州知府王安石、明代苏州知府况钟等等。他们虽然不是本土出生，却对地方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赋闲文人，在当地也很有影响，如苏轼、严羽。
这些地方官员对文化的重视和倡导，比之南朝时期的帝王和皇室成员，他们与地方人民的关系显得更为直接和密切，影响也更为深入和具体。他们的品格操守、治理方策、文学成就，不仅起着表率和引领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吴地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宋以来，名人辈出，成为文化发达地区。北宋王朝覆亡后，南宋王朝被迫迁都建康（南京），再迁临安（今杭州），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到了江南。出现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常熟，天下足”的景象。
当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苏南一带是市民思想传播的大本营。明朝中后期，苏州不仅工商业繁荣，而且是全国学术、文化、艺术、娱乐的中心，又是明末清初重要社团的活动舞台。如政治社团东林党、复社，画坛的吴派、清初四僧、四王吴恽、扬州八怪，无不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近现代文坛更是辉煌，诞生了叶圣陶、朱自清等一大批文豪，徐悲鸿、刘海粟等美术家。
据缪进鸿的研究，中国历代杰出的专家学者在地域上的分布，起自先秦，终于近现代，共得2395名，其中居首位的江苏为484名，第二位为浙江，443名。除河南第三为206名以外，其余各省都在200名以下。以长江三角洲计，共有948名，占全部的39.58％，太湖流域共591名，占24.67％，即约四分之一。如果分历史朝代来看，北方各省的特点是前期多，自唐宋以后开始下降；南方是前期少，唐宋以后增加明显。如果看中英庚款留英学生的地区分布情况，在总数684名中，江苏占首位，为176名(上海20另列)，第二浙江，为129名，其余各省除广东(83名)、福建(53名)外，都在25名以下，或10名以下。缪文所说的太湖流域包括；茅山以东，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嘉兴、湖州8市及所辖的40市，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0.37％，人口约365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25％，而杰出学者则占全国的约四分之一，每10万人口所出的杰出专家学者累计数为全国平均数的6倍，所出的理工农医杰出人才占全国的27％，相当于全国每10万人口所出的平均数的7.9倍。
江南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吴学的繁荣。在吴学交流中, 江南文人士大夫们增长了对吴学文化艺术、道德思想和社会伦理的认识, 产生了众多文化名人和文化精品。吴学文化以其优雅、儒雅、细腻的特点, 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学在江南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 吴学传播了道德知识,培养了大量优秀的江南人才。
其次, 吴学已成为江南文化交流的中心, 各种文化在这里争鸣, 推动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2024.6.18
吴美福，男，1956年生，祖籍赣邑万年县人，本科学历，现任中网传媒副总编辑、河南省诗词家协会会员，2007年任万年县吴姓文化研究协会会长至今，2013年任江西赣东北吴文化研究中心理事会会长至今，2017年发起闽浙赣吴文化经济促进会，2013年参加发起“泰伯论坛”。多年来，致力于吴氏联谊恳亲，联系、联络、走访国内各地宗亲和部分海外宗亲，发起了首届吴学体系建设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