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美福
近代以来，有一些学者对太伯奔吴提出质疑和看法，他们的理由和看法有以下几点:
1. 路途遥远，太伯不可能如此长途跋涉迁徙至无锡梅里；
2. 太伯奔吴只是个传说；
3. 西吴说；
4. 宁镇说；
5. 赣鄱说。
不管哪种说法，其他说法在以后的文章里会陆续再议。在这里，我们穿过历史的长河，再现太伯东奔大迁徙的情景，感怀太伯团队漫长迁徙的风雨历程，体验太伯、仲雍奔吴的人格情怀。那么，在叙述太伯迁徙之前，我们先说说人类的起源与迁徙，人类的迁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当前学术界存在争议的研究热点。目前，“非洲单一地区起源说”是被广泛接受的理论，即所有的不是非洲人的现代人类种群，都是由最早的非洲人进化而来，他们迁徙到欧洲、亚洲和澳洲，取代了当地已存在的直立人与远古人，并进化为现代人类。根据该理论，东亚人种群主要是由单次迁移或扩散完成的，即所谓的“单扩散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澳大利亚人的祖先——澳大利亚土著人被推测是从亚洲人种群中分离出来的。
基因组分析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种群是在６．２～７．５万年前走出非洲迁徙到东亚地区，然后越过大洋到达澳大利亚大陆；而现代亚洲人的祖先则是在２．５～３．８万年前与欧洲人的祖先分离之后迁徙到亚洲的。由此可以看出，在3万年前左右，亚洲人是从欧洲迁徙而来，我们无从考证迁徙的路线图，仅从世界地图来看，路途之遥远，环境之恶劣，气候之寒冷是难以想象的，哪个时期是仅凭用足量地，一步一个脚印，硬生生的从欧洲走到了亚洲、走到了中国。所以说，古人迁徙的能力是极其强大的，不可小觑。
那么，太伯、仲雍第一次避位出走是到陕西千阳西镇的吴山，吴山村离岐山相距100多公里，在古公亶父即将去世的时候派大夫邬义找到了太伯、仲雍。后来太伯、仲雍奔丧祭祀完毕后返回吴山。三弟季历亲自追到吴山，迎接太伯回家，按照父亲的遗嘱要把王位恭让给大哥太伯，季历为此还写了一首《哀慕歌》给大哥太伯，以表达让贤的决心。兄弟之间多次相互礼让，太伯态度坚决，再三执手避让王位。这种让王让贤的大爱之心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代有爱心的中国人。季历追到吴山恭让王位的事促使太伯陷入了沉思，太伯知道吴山离歧山周塬走路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如果长期呆在吴山对三弟季历治理周朝大事有很大的影响，自己与仲雍让位也就不彻底，三弟季历还是会再来吴山会再请自己回周塬继承王位，所以，他与仲雍等人多次商量、酝酿、计划了几种方案。周族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迁移，特别是第二次他父亲公亶父带着族人也包括太伯从豳迁徙到周塬，长途迁徙对他们来说不算太大的困难。况且祖先后稷是农业部长出身，周族人历来是农业方面的行家里手，天生农业专家基因的传承，对季节、天气、环境是相当熟悉，方向感比较强，有第二次迁徙到周塬的宝贵经验特别是自己亲身径历了，对东奔迁徙信心满满。
当时的中华大地遍地有上千的“方国”，西北地区的戎狄是个侵略好斗的部落，是不能去的，长江以北是殷商的地盘，殷商与周族有矛盾，也是不能去的，长江以南是苗、越民族，已经开始形成气候，有自己的地盘。只有在长江以南苗、越等民族还没有完全强大还没有有足够的实力控制江南全部地方，有形成“真空”地带，所以太伯、仲雍开辟新家园、开拓新天地才有了可能性，所以，太伯、仲雍东奔尽管有艰难有险阻，才会决心坚定，信心百倍。
太伯他们要彻底断了与歧山周塬的联系，使得三弟季历找不到他们，彻底断了三弟恭让王位的心意，让他与侄子姬昌好好领导周朝光耀天下，就必须远走高飞，也彻底断了自己一班人回家的念头；当时的殷商的版图也很大，迁徙的路线尽量避免殷商的地盘；沿着水路、大江大河走，一来不会迷途方向，二来有利迁徙路途的生存生活，三来江河路途大多平坦、顺畅，扎个木筏漂移方便快捷。决定了路线方针，作了一切筹划，太伯的团队开始伟大的壮举——由西向东“长征”，尽管未知前方生死未卜、艰难险阻与否，他们开始了壮观的迁徙。
太伯、仲雍带领自己的团队和吴山愿意追随的族人以及一批能工巧匠，从高庙始发，迁徙的队伍有先行开路釆探路线的，有负责联络沟通的，有负责后勤保障的。
他们走陕西西部关山，出“固关”，渡渭河，翻越秦岭，进入秦岭南边商县，顺汉江而下，避楚人，沿长江水漂流，走荆山(今湖北)、过鄱阳湖、往吴城(今江西樟树)、憩江宁(今南京、镇江)、逗留古丹阳、丹徒、溧水、在句容、茅山等地辗转迁徙。迁徙是个渐行渐停渐进的过程，也是不断地考察、筛选、选择符合自己理想的生活家园。一路上跋山涉水，辗转前行。在到达南京、镇江一带时曾有过一段时期的歇息逗留，起始的时候有可能有念想在这地方落脚，遂在江宁地区进行了农耕稻作技术推广和传播中原文化，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历经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穿过许多部落方国，行走三千多公里，在公元前1100多年，四十二岁的太伯与他的团队到达长江入海处的江苏无锡梅里。
开始在西镇吴山出发的时候，如果沿渭河而下，到达黄河，再沿黄河而下，则进入殷商的地盘，是不可取的，况且黄河水差落差甚大，河水汹涌、水质极其混沌，黄河流域环境恶劣，战争攻伐不断，不利于几千人的长途迁徙。太伯一行渡过渭河，面前是秦岭，翻过秦岭，来到的是汉中，在这里有两条河，一条是嘉陵江，一条是汉水，如果沿嘉陵江而下，嘉陵江上游地势水势复杂，水位落差很大，弯河窄道多，水流湍急，很难在水上运行，简易的竹筏很难漂移，竹筏极易在汹涌的激流中翻沉，有危及生命和损毁日常生活器具与生活物资的风险。所以选择汉水漂流而下，这样走，速度快，保险系数比较大，是一种比较明智的战略路线，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而且，从水路迁徙，水里鱼虾众多，生活生存的东西比较丰沛，江河两岸水畜野畜野禽也比较多，水岸边野生水果也丰富，吃的问题不大。正是在漫长的主要是在水上漂流过程中，太伯仲雍主要是以吃鱼为生，对鱼有不解的情结，所以后来太伯在到达梅里自号句吴之时，吴字是像一条鱼样的形状。
太伯仲雍后来纹身断发，以示不可继承王位，太伯仲雍的“示”，一是表明他们决心在梅里扎根，一是向世人表明他们的意思，还有就是有可能季历派来梅里寻太伯的特使，太伯向这位特使表示，他与仲雍真心放弃周朝的江山社稷、不做周朝的大王。正因为如此，太伯仲雍的事迹和路线在周国流传开来，在后来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周武王也很容易找到太伯仲雍的后裔，加以分封。这也表明了吴国国君是古公亶父后裔，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无数次漂流生涯中，迁徙路程超过三千多公里，太伯团队团结一心，往东奔的信念坚定。遵循大自然的规律，顺势而为，与大自然融入一体。河流孕育了一切生命，水哺育了生命，水孕育了鱼(吴)。太伯绝不认为自己在“征服”河流，而是和自然融为一体，敬畏敬重河流，河流会保佑你。通过漫长的河流迁徙，这个道理给太伯以人生重要的启迪，以至扎根梅里后，排涝开渠、引流灌溉、开凿伯渎河等一系列水利工程和大力发展水上航运。
太伯仲雍在奔吴的漂流过程中，同样更懂得道理，他们并非要征服河流，而是要与江河流水融为一体，不和天斗，不和地斗，更不和河流斗，在长途迁徙中，从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最终在东方的梅里安家。
太伯仲雍在奔吴的水路漂流的过程中，在陕西以前的人生中从没有见过如此浩浩荡荡的河流，在漫长的迁徙历程中所体悟出的水的精神，水的力量，深知水能栽舟，亦能覆舟，对水产生了独有情种的感情，产生了爱水的情怀。深知水能造福万物，也能泛滥祸害生灵。所以，太伯仲雍后来在梅里立句吴后，积极重视科学的利用水的特性，为人民服务，为农业服务，造福百姓。水是孕育吴文化的基本形态，水是构成吴文化的基本元素，水是吴文化的基本特征。
近年来，基因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造成考古学天翻地覆的变化。2005年，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开始了一项计划：借助该技术勾画人类在地球的迁徙路线图。斯坦福大学博士王维嘉参加了测试，他撰文介绍了该项研究的成果：现代人类全部起源于非洲东部大裂谷和今天埃塞俄比亚地区。现代人的祖先是大约7万年前从东非出发，他们北上通过今天埃及或红海南部最狭窄处到达中东。然后兵分两路，向西去欧洲，向东来亚洲。来亚洲的一支大约1万五千年前从白令海峡陆桥（当时海水浅）跨到美洲，沿着美洲的西海岸一路从阿拉斯加走到智利的最南端。
在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中，古人的迁徙也是非常频繁的，很多部族也都有过遥远的迁徙。《史记·周本纪》就详述了周部族多次的迁徙。
现代考古学表明，太伯其实并不是最早到达江南的中原人。
南京博物院的一支考古队在江阴花山遗址的发掘完成，其中出土文物中第一次发现有黄河流域商周文化特征的器物与吴越文化的器物并存。这说明了大约在三千多年前，不是一支、有可能有数支来自北方的氏族部落渡过长江，在花山一带落脚居住，与当地的土著人相互融合。 随着不断深入的考古工作的进展，有可能会有不断地新的古器物出土，到时会有更多的证据链说明南方与北方的互通融合。所以至少可以说，太伯奔吴，包括他的团队应该不是第一个到 达南方。
上海师大的王伟、邵雍认为，中原文化始终影响着吴越文化。中华文明的繁荣昌盛，经历了由北向南的推进过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江南成了这一文化推进过程的通道。
而太伯奔吴，当年是有意识的行为，是沿着这条文化通道到达江南的。
综合研究各家学说，苏州学者吴恩培认为，从《左传》、《国语》、《史记》到《吴越春秋》，构成一个长长的证据链。而无锡梅里至今仍有遗迹，吴姓族谱记载也相合，太伯、仲雍奔吴之事，难以轻易否定。
吴恩培说，很多研究者认为，提出质疑或许不难，但如何面对春秋时吴国的事实存在？如何面对自太伯到夫差二十五世构筑的吴国历史？况且《史记》之前的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等已经有不少关于吴君出自周王室的记录。
吴国夫差与晋国争霸中原，“黄池之会”上，双方争当“老大”，“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两国显然都认为是一家人，都以先祖的身份争长短，吴王夫差搬出了先祖太伯是古公亶父长子的身份，压住了同为周王室后裔的晋国。可见，在周代，在姬姓诸侯之间，也是认同吴国为太伯之后的。
梅里遗址发掘第一次从2018年9月开始，至2018年12月结束，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无锡梅里遗址考古学术研讨成果新闻发布会公布，经过1年的考古发掘，无锡梅里遗址野外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并通过了江苏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验收。专家表示，无锡梅里遗址内涵丰富，遗址的时代跨度为商代至春秋时期，文化因素兼具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其中还有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这一时期和类型的遗址在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是太湖东岸一处重要的商周时期遗址。大家注意:“……有部分中原文化因素”，“……遗址……，是太湖东岸一处重要的商周时期遗址。” 这印证太伯奔吴的重要意义，对探讨吴文化的起源及早期面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苏雁对梅里
址进行了报道，他说: “梅里遗址位于无锡市梅村街道泰伯庙东部伯渎河两岸的台地上，面积约6万平方米。目前已经探明的遗址范围向北可至泰伯大道附近，西到至德路，南至梅里中路，东至新友路一带。此次考古共清理发掘灰坑、灰沟、水井、建筑基址等遗迹近200处，获得了早至商代晚期晚至西周春秋的大量陶片。修复文物标本100余件，主要分为商代晚期、西周中晚期和历史时期，其中商代晚期代表器物有印纹陶鸭形壶、刻槽盆、三足盘等，西周晚期代表器型有夹砂红陶绳纹鬲、印纹硬陶瓿以及数量众多的原始瓷豆、碗等，……。
无锡梅里遗址考古项目领队刘宝山告诉记者，在梅里遗址不同遗迹中提取的三个碳样标本测年数据，分别对应商代、春秋和战国时期，因此遗址可追溯至商周时代，这与商末周初“泰伯奔吴”的时间点比较契合。且周边建有泰伯庙、伯渎河等关键遗迹，这为“泰伯奔吴”等文献记载和历史传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考古研究线索，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专家还表示，伯渎河两岸分布有鸿山遗址、彭祖墩遗址、顾更上尤家弄土墩墓群、梅里遗址以及泰伯庙和泰伯墓等文物遗存，伯渎河与这些历史遗迹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建议采用有效的发掘方法解决伯渎河与梅里遗址的关系，进一步探讨追寻吴文化之根，挖掘吴文化的内涵精髓。
太伯奔吴，开启了江南新文明，孕育了灿烂的吴文化，矗立了一座中华民族道德的丰碑。
所以说，太伯奔吴难以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