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美福
一、发掘提炼吴学文化价值观
阐述吴学文化价值观的成果汗牛充栋，本文将其概括如下:
三让天下，谦让开拓，兼容并蓄，包容嬗变，英勇刚武，诚信守诺，践行道德, 以民为本，仁者爱人，修身齐家，剽悍勇猛，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生生不灭，经世致用，知行合一，重视纪实，以史为鉴，辩证变动。吴学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观有自己的特点，适应环境变化，应对不同挑战，表现出独特的优势。吴学文华价值观所具有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没有单一的文化主导，长期以至德思想为指导，虽然有人称它为“德教”，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宗教的作用，但是至德思想不是宗教。独尊至德精神，经过历朝君主的倡导和文人的阐发，至德思想成为江南人乃至全国人的主流价值。因此吴学文化是举世罕见的世俗务实理性的民族文化。当然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大部分信仰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或者万物有灵，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吴学文化对于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都能包容，多种文化信仰共存，而且吴学包容文化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在当今文化冲突不断时，吴学包容的价值观更闪耀着熠熠光华。吴学文化提倡人文关怀和所谓终极关怀是贯彻于人们的言行的存在、贯穿在吴学信仰或行动中。
二、吴学文化家庭价值观和伦理精神
吴学文化价值观的第一个特点是以家庭宗族为中心，延伸成家国天下的整套理念。江南的农耕文化发达，小区域发展起来之后，又彼此联合成大农业区。钱穆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柱石”。吴学文化可以说是家族文化，个人组成家，家再组成宗族，再组成社会, 组成国家。家族居于“中间”地位。国从家来，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君权来自家长权。家长就是家君，国君就是一国的家长、族长。吴学文化提倡家国情怀, 吴学文化价值观都和家族有联系，都是由家族产生的，如谦让开拓、诚信守诺、忠孝、礼教、伦理等等。中国家族本位制的好处是，个人的生存、教育和发展获得家庭宗族的支持和帮助，使得社会比较稳定。这也是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主要原因之一。梁启超曾在《新大陆游记》中指出，西方有自治，中国也早有自治，为何西方能组成国家，因为西方是“市制”自治即城市自治，而中国是“族制”自治，即乡村中的家族自治。在中国城市中虽有“行会”“帮会”“会馆”等，仍因乡+或族姓关系而分别自成组织。佛教与后来的基督教，进人中国之后，也都不得不适应中国社会特点，承认了崇敬祖先、祭拜祖先等礼俗。在华人社会里，只要出了家族圈子，人与人的信赖关系相当低，社会信任资本十分缺乏。
吴学文化价值观的第二大特点是以伦理治社会，以道德化天下。人自出生，即处于人际关系中，即伦理关系。父母子女家人，是天然的基本关系，所以伦理首重家庭。宗族乡党也连带而生。到社会上，教学有师徒，经济有东家伙计，政治则有君臣官民。伦理始于家庭，但不止于家庭。伦理关系主要强调个人的义务，而不是权利，认为每个人各安其位，各尽义务，则天下太平。吴学文化的伦理社会的要义就是认清彼此关系，从人际关系出发，处理一切事务。由近及远，从家庭宗族至国家天下;也可以引远人近，如“天下一家”。“四海兄弟”，把其他民族也视为“天下”大家庭的成员。
中国没有主导宗教，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提出道德修养尤其重要。当然，完全寄托于个人的道德自律还是不行的，于是就以伦理名分组织社会，除了不能杀人越货违反法治外，也不能破坏伦理社会的礼制，称为“遵制守礼”，社会才能稳定。
在江南古吴国社会, 吴学伦理的最大长处是理性昌明。它不从宗教的神性出发，完全从人性出发，从如何做人，如何和谐人际关系，一直延伸到国家天下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去追求积极的平衡的务实的和谐的结果。吴学文化关于道德修养的箴言训语，永远是指引人的向善之心。
吴学伦理精神的价值取向在江南古代，核心是谦让开拓的道德精神，也就是后来延伸为“天下为公”。因而“尚公”便成为吴学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
尚公是贯穿吴学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首先，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仁是四德、五常之首。而仁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利他，其着手处是“克己”，即克服自己的私心、私欲。到后来，如“公而无私便是仁”，以去私作为为仁之方。其次，从江南古吴国起，江南古人就特别重视义利之辨，将它看做是应事接物、处理关系、实践道德的头等大事。在义利这对范畴中，义即公，利即私。正如宋明儒者所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义也者，天下之公也;利也者，一己之私也”。这就是说，明义利即别公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正确处理公私关系，重义即尚公。古人所说的“见利思义”、“义以导利”，实际上是教导人们在重视整体利益的前提下谋求个人利益的满足。在这里，天理为公、人欲为私，所以这一宗旨的基本精神依然是尚公去私。直到1906年清朝学部颁布五项教育宗旨，其中一项还是“尚公”。可见，尚公是贯穿吴学、贯彻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主线。
江南古代吴学文化重整体的观念以及对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认识，势必引出重秩序的观念。这是因为，一定的秩序是群体赖以存在、稳定的前提和保证。在江南古代等级制社会，社会秩序就是等级秩序，而维护等级秩序的则是礼。因此，重礼是吴学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基本精神。
江南自泰伯、仲雍奔吴开创文明吴国号称礼义之邦，礼在吴学传统伦理道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季札在尚仁的同时又重礼，认为仁应以礼为表现形式。在季札的思想中，仁与礼互为表里。仁义礼智在吴学文化的伦理道德中，仁虽然始终居于首位，但礼是为了维护、稳定等级秩序。这是因为，礼的根本精神和原则是“分”、“别”、“序”，礼的功能作用在于辨明等级区分、严格等级界限，规定等级权益与责任，使等级关系森然而有序。
在古江南传统社会里，礼笼罩一切、规定一切，可谓无所不在。它要求人们从饮食，衣服，居室，器用，车马直到待人接物，举手投足，均要符合礼的规定。于是，法度称为“礼法”，治理称为“礼治”，教化称为“礼化”，习俗称为“礼俗”。由于“礼者，人之规范”，是社会秩序的总称，因而它又往往具有法的含义。在一些方面，违礼与违法是同义的。在江南古代，循礼与否不仅是判别文明与野蛮、文雅与粗俗、君子与小人、有德与无德的标准，而且是判别人是否安分守法的标准。
从古江南起，吴学文化就是一种礼乐文化。礼被看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是区分人禽的标准。经由长期的浸润熏陶，礼从外在强制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内在自觉，被社会广泛认同。这种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重礼传统，确实收到了使“人人纳干轨范之中”的效果。
江南古代吴学文化的整体主义又极为重视整体内部的和谐，试图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与整体的协调来实现整体的和谐。古人深知，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除了秩序，还有协调与和谐。对社会整体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建立秩序是为了保证协调和谐;另一方面，协调和谐的实现自然会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江南古代吴学文化是礼乐文化，不仅重礼而且重乐。所谓“礼主分，乐主和”，就是要通过礼乐来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先哲也一再申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德莫大于和”。因此，贵和是吴学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
吴学文化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就江南古吴国与各国关系而言，它主张“协和万邦”;就国家治理而言，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亲、和衷共济，强调“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醒人们“和气生财”。吴学文化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是最可贵、最美好的。
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均衡，江南古人始终对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这就促使江南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这又养成了江南吴学文化较为包容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使江南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而且对吴学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中国，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而且业已成为一种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中国人形成了和解、礼让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使吴学文化历来重视生态伦理，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由于强调个人自身的和谐，就使人们重视“和心”、“和性”，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深知“心必平和然后乐”的道理。概而言之，在吴学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中，贵和精神随处可见，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学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尚公、重礼、贵和精神，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一定的超越性，它在江南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复杂的。一方面，谦让、诚信、和谐、包容对于江南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对吴学文化蓬蓬勃勃、茁壮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