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美福
江南古代吴学文化整体主义又极为重视整体内部的和谐，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与整体的协调来实现整体的和谐。吴学文化内涵之群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除了秩序，还有协调与和谐。对社会整体而言，秩序与和谐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建立秩序是为了保证协调和谐;另一方面，协调和谐的实现自然会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江南古文化是礼乐文化，不仅重礼而且重乐。所谓“礼主分，乐主和”，就是要通过礼乐来追求国家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德莫大于和”。因此，贵和是吴学文化传统伦理道德的又一重要精神。
吴学文化传统的贵和精神表现在诸多方面。它期望“政通人和”;就人际关系而言，它要求和睦相亲、和衷共济，强调“和气致祥”;就家庭关系而言，它告诫人们“家和万事兴”:就经营之道而言，它提醒人们“和气生财”。吴学文化始终认为，祥和之气是最可贵、最美好的。
为了维护和谐、稳定、均衡，江南吴学文明始终对失和、失度、失衡保持警惕，这就促使江南人形成了中庸的民族性格。由于江南古代先哲从一开始论和就重视和同之辨，所追求的乃是一种多样统一的理想状态，这又养成了江南人包容和谐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仅使江南人对外来文化能够兼容并包，而且对吴学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吴学文化中，以和为贵不仅是一种普遍共识，而且业已成为江南一种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又促使江南人形成了和解、礼让的处事原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的交往原则。由于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使江南人自古重视生态伦理，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由于强调个人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江南处处小桥流水人家, 花草园林怡人。吴学文化重视人们“和心”、“和性”，养成一种平和的心态，深知“必平和然后乐”的道理。概而言之，在吴学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中，贵和和谐精神随处可见，对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习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学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尚公、重礼、贵和精神，既有鲜明的时代性，又有一定的超越性，它在江南历史上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深远的、复杂的。一方面，尚公、重礼、贵和对于江南各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发挥了重要作用。尚公、重整体的观念，对于维护江南各民族的团结、统一、稳定，无疑起了巨大作用。由尚公精神派生的国家，民族、公众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观念，以及重社会责任，克己奉公的观念在江南历史上曾产生过持久深远的影响。从“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历代志士仁人的座右铭和人生信条，并对一般民众产生了重要影响。重礼、重秩序的观念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安宁，保证社会有序地正常运转。礼所要求的恭敬、谦让、文明礼貌，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增进社会公德、提高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准，均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贵和精神对于调节人际关系，缓解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发生过多动荡，维护社会正常秩序，都有积极作用。由贵和精神而引出的相亲相睦、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又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尚公、重礼、贵和的历史局限性和消极影响。尚公、重礼、贵和，均是要求广大的底层民众安于自己低下的等级地位，自觉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整体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益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由于轻个人权益，最终势必因抑制个体活力而抑制社会群体的活力，造成社会的停滞和思想的僵化等等。因此，要全面认识吴学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也是弘扬吴学文化、建设吴学精神家园的一项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