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美福
谦让，囊括了很多内容，比如礼让、忍让、退让、避让以及“温良恭俭让”的让，等等，这些都属于做人必须具有的品德。在春秋时代的泰伯、仲雍、季扎，是谦让的典范。
《史记》将《吴太伯世家》设为世家列传第一，司马迁非常推崇人世间的这种弥可宝贵的谦让精神，意义极其重大。要是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存有一份谦让之心，懂得谦虚，懂得让步，家庭就和睦，社会就和谐，国家就和平。
司马迁作《史记》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定型，遂有诗书礼乐，遂有制度文明，大家进入物质世界，遂也有多寡之分，高低之别，当然也就有了竞争与礼让、拳头和微笑的不同对待。特别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诸侯统治者，让国让权，这种最根本的谦让，是绝对做不到的，哪怕打破头，也要争个上下，高人一头。因此，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以及他们十九世孙季札的让王，应该是尧、舜、禹禅让以后唯一的、绝无仅有的和平过渡范例。此后那三百多位皇帝，无一不是在刀光剑影、血腥屠杀中进行朝代更迭。因此，司马迁将吴世家列名为万家第一，是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季札让国的事迹，除了《史记》之外，在《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更早的史籍里都有记载。春秋晚期，群雄蜂起，天子势弱，诸侯遂目无王法，扩张版图，国与国之间兵戎相见，势不两立，动辄犯上作乱，称王逞霸，违法僭越，便成了家常便饭，随即出现孔子经常叹息的衰象“礼崩乐坏”。世人怀念季札这样的至德之人，歌颂他、咏叹他，追思之情，胜于其祖吴太伯和仲雍，毕竟大家都不谦让，便益发珍惜这种极为难得的典范，时势使之然吧。
公元前1046年，西周王朝初年，吴太伯偕弟仲雍，为让王位，离开镐京，断发文身，来到长江以南开辟新区，向当时的蛮荒之地，拓展中原礼乐文明，延至季札（前576年-前485年）当政时期，已经19代了，吴囯逐步走向强盛。季札的父亲名寿梦，有子四人，曰诸樊、曰余祭、曰余眜、曰季札。季札虽幼于其兄，却以贤德和博学著名当世，寿梦为吴国长久计，下决心打破惯例传位于他，未成。后来，寿梦死，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也都要求季札接位为王，主持国家大政。季札是个崇尚礼乐，洁身清行，严格遵守嫡长子继承制，稳定国家和政权的谦谦君子，更何况太伯和仲雍做出了榜样，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延陵，即今之常州，快乐地务农去了。如此季札的“三让”，随即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季札的故事除了“守节”与“让国”外，还有“挂剑”一节，也许能让后人更加钦佩这位古人的高风亮节。
季札初次出使途中，路经徐国（今江苏宿迁、泗洪一带），徐国的国君盛情接待了他。礼尚往来，谈笑风生中，季札看出这位国君非常喜爱自己所佩带的利剑，啧啧称羡，口虽未言，季札已经猜知他的心思。但佩剑是他的身份证明，如果没有接下来的外访任务，他会马上解下剑来，赠予这位国君。
西周时期，我国的青铜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由于农业经济超常发达，耕种农具的大量需求，很快进入无所不能的铜铁合金冶炼时代，由于当时平原地区盛行车战，使用“长兵器”，而吴越等国所处之江南，河湖港汊较多，适宜短兵相接，近身作战，因而，刀剑是士兵的必备武器。上世纪70年代，长江流域出土过吴王夫差的宝剑，由此证明，南方长于制造贴身兵器，徐国是戎人政权，冶金技术发展较慢，这也是徐国国君对季札那柄宝剑爱不释手的原因。
季札所具有成人之美的舍让胸怀，以及他一诺千金的诚信品质，通过挂剑一个情节，极为充分地表现出来。其信义，其忠忱，也就让世人更加珍视这位“三让其国”的历史名人了。
季札后三让、特别是他诚信守诺的精神是道德史上一座丰碑。
让，是待人接物的素养;让，是宽宏大量的胸襟;让，是聪明睿智的取舍。然而，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却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动干戈。在公共场合中，喧哗、吵闹、加塞、插队等现象几乎随处可见，口出粗话、拳脚相加也时有发生。
谦让既是一种美好品德，也是一种有着丰厚积淀而形成的国民自觉行为，是国民素质的集体体现，更是一种文明的精神。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某人似乎只谈文明的外表，忽视了文明的精神。那么，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这说明，光有高铁、飞机和摩天大楼这些光鲜的外表，并不等于文明的精神，就像富豪不等于贵族，玩奢侈品也不等于有品位。
民族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的文明精神，就构成了整个民族的文明精神。这种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文化、传统、教育、社会崇尚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且日积月累的结果，它需要沉淀，需要浸润，需要众人发力，众志成城。
